上海失业率城市旅游

⑴ 上海“十五”到“十二五”之间的城市功能定位分别是什么

(2011年1月21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上海市人民政府

目录

第一章加快转型的历史选择

第二章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第三章迈向“四个中心”

第四章构建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体系

第五章建设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城市

第六章构筑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

第七章创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

第八章建设管理一流的现代都市

第九章营造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

第十章创造安居乐业的人民生活

第十一章 促进和谐有序的社会管理

第十二章 塑造时尚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第十三章 建设创新开放的新浦东

第十四章 争当改革攻坚的排头兵

第十五章 形成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

第十六章 行动纲领的实施保障

附录 部分指标和名词解释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是指导上海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对于在新的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加快转型的历史选择

第一节 过去五年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时期是上海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上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砥砺奋进，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自身发展转型的挑战，把举办上海世博会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把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胜利完成。

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左右，2010年达到1.7万亿元左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18万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7%左右，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873亿元。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3.2%，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比例达到2.8%以上，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累计下降20%的目标预计如期实现，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削减量均超额完成目标。

图1－1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四个中心”框架基本形成。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股指期货、“三港”“三区”联动等取得重要进展，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比重预计达到25%左右，上海港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世界第一，上海关区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均超过四分之一，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明显提升。

图1－2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3%和10.5%，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4.5%以内，市民各类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到98%左右，保障性住房体系不断完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440公里，绿化覆盖率达到38%以上，环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大浦东统筹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政府自身建设加快推进，调整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952项，取消和停止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312项。国资国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加快推进。服务全国能力不断提高，与长三角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支援都江堰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完成。

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和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取得明显进展，对外投资总额预计比“十五”增长3.2倍。

举办了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共同努力下，办成了一届世界性盛会，生动诠释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参展方和参观人数均创历届世博会之最。通过举办世博会，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素质明显提高，城市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城市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世博理念、世博精神和世博经验成为上海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优势。

专栏1－1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圆满成功

上海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示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促进了我国同各国、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参展规模：共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累计入园参观者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境外参观者约480万人次。

园区活动：举办各类文化演艺活动2.29万场，观众超过3400万人次。

志愿服务：8万名园区志愿者、10万名城市服务站点志愿者、197万名城市文明志愿者提供了志愿服务。

经过五年不懈奋斗，上海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上海办好世博会的光荣任务，谱写了“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新篇章。展望未来，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将继续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奋勇向前，百折不挠，迈向新的征程。

第二节 未来五年的发展环境

“十二五”是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

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产业结构面临新变革，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快速上升，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形成以及国家对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支持政策，为上海参与全球竞争、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速减缓，需求结构显著变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上海发展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上海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智力资源较丰富、商务环境较规范、城市开放度较高以及世博后续效应释放，为上海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仍存在不少瓶颈制约和突出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商务成本攀升，高层次人才缺乏，创新创业活力不足；城市管理和城市安全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有待增强；常住人口总量快速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群体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协调难度增加，社会矛盾增多；体制机制瓶颈更加凸显，改革攻坚任务更加艰巨。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创新意识，充分用好各种有利条件，着力破解前进中的问题，率先走出一条具有特大城市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努力开创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局面。

第二章 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十二五”期间，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按照中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要求，紧紧围绕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体目标，坚持科学发展、推进“四个率先”，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充分发挥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带动作用和上海世博会的后续效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努力争当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坚持科学发展，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央对上海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也是上海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继续保持上海发展良好势头，解决前进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四个率先”作为上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力争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创新贯穿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坚持人力资源优先开发和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使城市转型发展真正建立在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活力竞相迸发的基础上。要切实摆脱习惯思维束缚，更新发展理念，实现体制机制、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基本要求是：

——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高举浦东开发开放旗帜，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国际化程度，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必须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积极把握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机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全面促进城市信息化，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和水平，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基础和传统产业，努力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把改善民生作为转型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制度安排，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使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更加均衡地惠及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着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郊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积极推进新城、新市镇和新农村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城市管理体制，切实提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构筑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必须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着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依法治市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维护司法权威有机统一，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形成全社会依法共融、和谐共进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发展导向，推动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转变，推动生产生活向绿色低碳转变，推动发展布局向城乡一体转变，推动开放格局向内外并重转变，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率先转变。

第二节 主要目标

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和要求，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作出贡献。

综合未来五年发展环境和基础条件， “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 “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率先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具体是：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预期为8%左右。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5%左右。单位土地产出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城市创新活力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比例达到3.3%左右，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600件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2010年翻一番。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劳动者素质稳步提高，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35%。

——城市服务功能全面增强。“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初步形成，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比重达到30%，航运服务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5%左右，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市进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5%左右。城市信息化整体水平迈入国际先进行列，百兆家庭宽带接入能力覆盖率达到90%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左右，城市文化更加繁荣、更具魅力。城市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不低于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5%，人民群众获得更优质、多样、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各类保障性住房新增供应100万套(间)左右。就业岗位持续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率均完成国家下达目标。供水水质达到国家新的饮用水标准，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比“十一五”期末减少2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85%。

——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示范作用充分显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能力进一步增强，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开放型经济和城市国际化程度达到新水平。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民主协商充分发展，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努力使上海成为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和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表2－1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

第三章 迈向“四个中心”

落实“四个中心”国家战略，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着力点，全力推进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建设，不断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全方位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国际地位，为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专栏3－1 加快建设上海“四个中心”

1991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视察时提出： “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 “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2001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上海要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2009年4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对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节 金融中心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

抓住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战略机遇，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先行先试和营造环境为重点，不断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资源配置功能。

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着力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提升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黄金、产权等重要市场的功能和国际化程度，积极推进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市场、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市场、票据市场、保险交易市场、信托受益权转让市场等建设。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加快开发固定收益类产品，加快推出新的能源类大宗产品期货，探索推出黄金ETF、股指期权以及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

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平台。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继续推动经常项目下跨境交易人民币结算，争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上海先行先试，鼓励发展相关的融资、担保、对外直接投资等跨境人民币业务。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稳步扩大境外人民币回流上海的渠道。支持在沪清算机构发展，探索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基本确立上海在全球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推动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加快拓展海外业务，提高在沪金融机构服务国际投资者的能力。

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吸引功能性金融机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及其营运机构总部等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入驻上海。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支持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支持在沪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范围，积极推动中外金融机构深化战略合作，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试点。

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和开放的先行先试。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等的金融支持。加快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消费金融的服务能力、安全性和便利化水平。

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完善金融税收制度，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推进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的信用信息共享，积极培育民族品牌的信用评级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配合和支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加快陆家嘴—外滩金融集聚区建设。打造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第二节 显著提升航运国际服务功能

以资源配置型国际航运中心为目标，着力提升航运服务功能，完善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推进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营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环境和服务环境，努力提高国际航运资源的配置能力。

加快完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优化航运服务产业链，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船舶检验、船舶供应、船员服务、航运经纪、航运咨询、海事法律和仲裁等各类航运服务。完善航运金融服务体系，促进船舶融资、船舶保险、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发展，积极培育航运再保险市场，加快开发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提高航运信息化水平，推广应用集装箱电子标签技术，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平台。进一步拓展上海航运交易所服务功能。加快发展北外滩、陆家嘴、临港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加强政府服务和管理，完善航运发展相关的法规规章体系，营造有利于航运业发展的法制环境。

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加快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国际航运枢纽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集装箱江海直达。推进外高桥港区、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和功能提升，提高港口综合保障服务能力。大力发展水水中转，推进内河航道建设。完善货运道路网络，积极推进海铁联运。加快建设国际邮轮母港，优化邮轮通关便利措施，促进邮轮产业发展。扩大航空枢纽空域容量，拓展国际国内航线，强化航空枢纽地位。

加快推进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国际航运船舶登记注册制度，优化审批流程，加强政策配套，大幅提升国际航运船舶登记规模和质量。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制度，加强口岸管理单位联动，不断提高通关效率。研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航运税费政策，提高航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加快完善企业开设离岸账户政策。积极借鉴航运发达国家(地区)经验，推动有关航运支持政策的先行先试，加快集聚与航运相关的企业、船舶、货物、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

第三节 基本形成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

着力提高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步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相互融通的发展格局，将上海建成具有国际国内资源配置功能、与我国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健全货物贸易和大宗商品市场体系，重点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辐射全国的批发市场体系，支持发展石油交易、钻石交易等重要市场，培育一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努力成为大宗商品信息中心、定价中心、交易中心和结算中心。完善服务贸易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技术贸易，成为国际服务贸易中心城市。完善电子商务市场体系和支撑环境，推广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等服务新模式，实现实体市场和网络市场共同发展。规划建设大型会展设施，培育、引进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展会。

集聚高能级、有活力的贸易主体。集聚国内外大企业和地区总部，积极引入国内外企业的营运中心、物流中心、分拨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着力吸引有影响力的国内外贸易组织、贸易促进机构、行业组织、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鼓励企业采用现代国际贸易运行新模式。支持中小贸易主体发展，形成万商云集的局面。

打造时尚购物之都。积极营造商品更加丰富、服务水平更高、业态更加多元、功能更加齐全、权益保护有力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消费潮流。发展地标性商业中心，保护和开发特色商业街区，加快社区商业建设。完善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发展综合消费和时尚消费。研究设立免税商品购物区(店)，发展一批国际品牌和国货精品店。

营造国际一流的商贸环境。深化口岸通关模式改革，完善电子口岸平台功能。加强进出口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内外贸融合，形成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节点。加快建设虹桥商务区，推动外高桥国际贸易示范区先行先试，支持新型国际贸易业态发展。建设服务全国的贸易促进和服务平台，打造集多种媒体、多领域、多语种于一体的财经信息综合服务平台。

第四章 构建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体系

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推动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发展方针，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上海服务”和“上海智造”。

第一节 大力发展服务业

坚持城市功能提升、市场需求引领和新技术应用带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品牌化、网络化经营，增强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金融、航运物流、现代商贸、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旅游会展等重点服务业。着力提升金融业、航运物流业、现代商贸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城市资源配置能力和集聚辐射功能。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提高城市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时尚创意之都。着力提高旅游会展业国际化水平，建设国际都市旅游目的地和会展中心城市。

-------------------------------------------------
这里字数限制了，麻烦你看参考资料的链接吧，希望你满意

⑵ 上海市的出生率死亡率失业率

死亡率：7.73%，出生率：6.99%自然增长率：—0.74%。上海户籍人口连续16年出现负增长。

至于失业率在4.3%，还是比较稳定的！

⑶ 武汉市,广州市,天津市,或上海市从1988年到2007年二十年的失业率，平均住房价格和常住人口数量

30分问这个问题?您了真厉害~~~我ACN的~~~~AC尼尔森市场调查~~~~~您了花钱能问出来~

⑷ 上海六大支柱产业是什么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制造业是上海六个重点工业行业。

2018全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呈现结构更优、效益更好、更趋协调、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一是经济平稳增长。全市生产总值增长6.6%，常住人口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新增就业岗位58.2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预计城镇调查失业率在4.3%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

二是经济结构、质量和效益持续向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9.9%，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造业部分产值增速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4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

三是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方案的98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7.5件，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50.2%。四是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4)上海失业率城市旅游扩展阅读

2018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完成32679.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实际增速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

根据初步核算，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32679.8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4.37亿元，下降6.9%；第二产业增加值9732.54亿元，增长1.8%；第三产业增加值22842.96亿元，增长8.7%。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9.9%，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从主要行业看，2018年工业增加值8694.95亿元，比上年增长1.9%；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4581.49亿元，增长3.3%；

⑸ 目前上海城市化发展是超前还是滞后

这个问题相当专业化。我想最好是到期刊网查询相关文章，那里的结论会非常专业和极具论证性。您一定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我提供一点参考，更多和详细的专业论证，请您上中国期刊网查看吧。这是很专业的论文了，您先看看。其他一些您可以在找到的。

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城乡就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黄建富

摘要：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我国实行了对劳动力流动的行政性干预。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农村劳动力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劳动力相应获得了非竞争性的经济利益。计划经济下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造成的城市化滞后也同样给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当务之急是要让最需要市场机制调节和引导的城市化领域发挥其基础性作用。

经典的城市化道路是一个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不断聚集、人口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不断转移的过程。我国的城市化与经典模式有所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以及转轨时期对城市化进程的管制使我国的城市化极其明显的蒙上了“计划色彩”，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碰到了重重阻碍，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由于政府的保护获得了种种非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本文认为，城乡经济差距是我国当前城市化滞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我国对城市化进程的行政干预又是导致极其悬殊的城乡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市场化手段推进我国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城市化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城市化，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的滞后

经济学界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一直存在着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相对于非农产业，城市化滞后。根据钱纳里的世界标准模型，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就应该达到65.8%。而我国1971年时的工业化水平就达到这一标准，但当时的城市化率只有17.3%。实际上，到199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也才只有30.9% 。
2、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本相适应。世界银行在《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一书中认为，当人均GDP在1000—1500美元时，城市化率应在30—40%之间 。我国当前人均GDP为80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30.9%
）。可见，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城市化率基本相适应，甚至还有点略显超前。
3、从一定时期的城市化进展来讲，城市化速度偏慢。“当城市化率达25%时，按照S曲线理论，此时城市化该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一般为10—18%。而我国1987年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25％，到1996城市化率也只有29.37%，年增长率仅仅为1.49% 。
4、相对于农业发展水平，城市化超前。城市化可能性指标，即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能供养的人口，可以作为一个城市化水平的标志。同样根据钱纳里的有关理论，当城市化率介于28%至50%之间时，相应的城市化可能性指标是25人至40人。而实际上我国1999年只有2.29人。
由上可见，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判断，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所得出的结论也大不一样。笔者认为，城乡经济差距实际上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滞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城市化的滞后或超前都可以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来慰平城乡经济差距，从而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所依据的主要是经济差距、预期经济收益。因此，在考虑到一个国家合理城乡差距的前提下，分析一个国家的城乡经济差距，即可对这个国家城市化滞后或超前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般情况下，城乡经济差距越大，城市化就越滞后；反之反是。
为此，笔者借用一些学者对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的研究成果，来考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的总收入在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交纳税款和上缴集体费用后的余额。这种统计与国家通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基本一致。但我国《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家庭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实际现金收入的收入。显然，这儿有一个问题，即我国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如住房、公费医疗等等都没有计入城镇居民可支配这一项。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这两项收入折算成现金的话，数额相当庞大。因此，简单地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大低估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差距。
为准确测算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有学者另设计了一套方案（张国，2000年）。即先用“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自有资金直接投资”测算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计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用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情况是，1997年、1996年、199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3.75倍、3.87倍和4.25倍 。与世界上绝大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的1.5—2倍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是明显偏大的。
那么，我国的城乡居民合理的差距应是多少呢？根据市场平等的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等于或接近城乡居民人均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用某年城乡居民人均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距除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就可以求得这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市场合理性所占比例，进而可求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非市场合理性所占比例。用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1997年、1996年、199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的市场合理性成份分别为72.3%、71.8%，68.9%。也就是说，这儿非市场合理性分别达到了27.7%、28.2%、31.1% 。
可见，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乡经济差距是很大的。很明显，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存在着用非市场化的手段侵犯农村部门利益的现象，因为这么大的经济差距，仅仅从市场经济角度找原因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转移，不存在城乡差别。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一般会存在着一种二元经济现象，因为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大多数要人为地压低利息率、外汇汇率和农产品价格，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工业在发展起来之后，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工农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直到工农业均衡发展为止。
在我国建国后的五十多年里，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都必须迈过“农转非”这个门槛。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拉开了全面运用户籍管理控制人口迁移的序幕。户籍制度辅以教育制度、粮油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截然分割开来。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虽然总体来看，政府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措施出现了松动，但是还处于低层次，主要是以开放城乡间经济交流、积极引导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结合为主要特征。
可见，我国城乡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是必然与政府对劳动力的流动实行严格控制有关的。而正是这种对劳动力流动的非市场干预，才导致了我国当今城乡经济差距的长期持久扩大，也才造成了我国现今城市化的滞后。

二、城市劳动力的“岗位特权”与城市化的滞后

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但实际上，对城市失业率上升的担忧才是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对流入城市的经济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劳动力的流入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廉价资源。城市劳动力在缺少竞争的情况下，既可以拿到工资又可以得以享受政府相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各种福利，必然会从总体上得到超经济的收益。这种超经济收益虽然本质上是由于农村劳动力难以参与竞争带来的，但从现象来看是由于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即岗位带来的，因而也可以把这种收益称之为“岗位特权”。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特权”本质就是一种收益，这种收益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
城市劳动力的这种“岗位特权”给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及其家属可以充分享受到较高的就业、较高的补贴和较高的工资。有学者认为，那时的工资是所谓的“低工资”。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因为那时一般中等收入职工的收入已经相当于至少五个农业劳动力的收入了，怎么还能说这是低工资呢？这种对城市职工的保护，必然会使城市劳动力丧失动力机制，降低其劳动力资源的产出。城市职工高收入与经济效益的低下同时发生，所带来的恶果便是城市经济活力的丧失、缺少经济积累。于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也就丧失了起码的经济基础，城市化进程也就必然受到了影响。
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渐进的，并以“增量”改革为特征。因而在80年代，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涌入时，城市职工有着强大的国有企业的保护，所受的冲击感觉并不明显。但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破产力度的加大，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起来。城市失业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问题，许多地方开始设置城市最低收入保障线、实施“再就业工程”，还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一句话，出于对城市职工的充分就业考虑，政府再次举起了“有形之手”。
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效果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做本质上是在把一个远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外来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失业率的上升是同时发生的，但它们之间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一项关于城市失业率的跨行业研究发现，城市失业率与外来人口流入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较高外来人口流入率的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失业率反而较低。另外，失业率较高的城市可能拥有较低的外来人口流入率。在微观层次上，下岗主要发生在微利或亏损企业，而这些企业是较少雇佣外来劳动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城市职工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看似有一种道理。但是笔者发现，以上海为例，在“产业调整”中，城市职工从诸如纺织业转到其它职业应该比农民从农业转向城市就业要容易得多。但300万外来劳动力在上海找到了工作，而有着政府种种关照的数十万本地下岗工人却在大叹“找不到工作”。
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村和城市居民实施不同制度造成的。其主要依据是由制度决定的城市职工高工资和过高的福利，是造成城市本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90年代未曾进行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企业用于本地劳动力的支出，包括货币工资奖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大约是用于外来劳动力支出的两倍。如果再进一步把本地工人划分为“专业人员”、“职员”、“个体户”、“体力劳动者”等类别，那么就可以发现，本地的体力劳动者与外来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在各个类别中最大，而上海本地个体户并不比外来个体户有任何优势 。
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很显然是不能用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差别来解释的。城市工资率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1）竞争工资率。它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关系来决定，可以用具有相同质量的外来劳动力的工资率来衡量；2）代表城市工作权力或者城市特权的工资率。这种由制度安排决定的城市高工资的代价是失业率的上升。总的说来，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在改革中并未受到根本触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那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往往不能通过降低“外生力量”决定的城市职工工资成本，而只能通过少雇或不雇本地劳动力，多雇外来劳动力的途径来降低成本。这恐怕是有关部门始料不及的。
当前，有些城市正在通过向雇佣外来劳动力的企业征收“再就业基金”的办法鼓励企业少用外来劳动力，多用本地劳动力。这种做法同样不可取，因为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可能是迫使一部分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如纺织业和建筑业），或者迫使更多的企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城市化模式与就业机会创造

一般来讲，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化从供给角度为城市化所需的各类需求，如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日常生活用品等，提供了动力，此时工业化速度超过了城市化；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工业化的供给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化的需求了，此时第三产业在需求中的比例将趋于上升，城市化又会超过工业化。由此可以推理，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农业劳动力将进入尚处于由粗放式工业所推动的第二产业；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此时城市的第三产业又充当了就业的主要渠道。
我国建国之初，为了抵制外来侵略的威胁，国家把与国防密集相关的重工业放到了经济建设的首位。重工业的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资本有机构成高，所需资金量大；第二吸纳的就业人口少。资金的供应可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予以强制保证，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的涌入则通过户籍制度予以强制截断。
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直接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工业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转变之前。工业规模急剧扩大，需要的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提供了机会。当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的时候，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进入了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最为典型的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重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样，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失去了方向。
1978以后，我国的工业发展方向进行了重大转变，开始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本来这是我国重新加快城市化步伐的一次契机，城市化的方针应作适当的调整。但是我国仍然坚持原先不适当的城市化方针，使我国再一次丧失了城市化大发展的机遇。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把“严格控制大城市 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定为城市发展的总方针。这是一条注重乡村城市化的方针，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我国大城市的严重滞后。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小城市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据统计，从1900—1980年间，世界上100万—250万人的城市人口增长了19倍，而同期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仅增长了5倍；再比如，1980年以来，全世界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是1964—1980年的6.37倍 。然而在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却呈现出明显的慢于中小城镇的现象。我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63.2%下降到1996年的49.6%。1978年我国全国城市数为193个，到1996年已经增加到666个，而其中特大城市只由13个增加到34个，结构比由6.8%下降到5.1%；大城市由27个增加到44个，结构比由14%下降到6.6%；中等城市由60个增加到195个，结构比由31%降到29.3%；小城市由93个增加到393个，结构比由48.2%提高到59% 。
大城市的滞后，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直接影响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达国家城镇体系随城市化水平变动的趋势是，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分别达到10%和80%。当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的解释力分别为20%和60%，中等城市分别为8%和10%。此时大城市对城市化的贡献率每提高1%，就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0.35—0.41个百分点，而小城镇却只有0.003—0.005个百分点 。
我国从1987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后，大城市个数变动和人口增加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只有9.1%和18.1%，而中小城市却分别达到了14.8%和22.7%、15.1%和20.2%。这种以中小城镇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选择，在随后近13年的时间内仅仅使我国的城市化提高了5.2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方针是相当有效的，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验证了城市化过程中应以大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正确性。
其次，它直接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客观上要有一个硬件环境，即人口要相对集中，城镇化水平要提高，另一方面它与第二产业的质量也有关，因为只有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的基础才会引起对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大城市的进入壁垒使我国的产业发展只能向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寻找拓展空间。结果，城市化水平难以提高，第二产业在经济上更多的表现为“三农”的延伸，而不是非农产业的聚集。
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关系，两者的落后互为因果。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0%稍多，低于同收入组别国家近20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非农业水平也正好落后了20个百分点左右 。可见，我国的第三产业本来是可以通过城市化为20%的人口解决非农化问题的，但是正是由于城市化的滞后阻碍了这一进程。不少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能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的数量越来越少，大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以商业、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哈 特，1971）。这些行业市场需求广，资本和技术要求低，易于进入。我国第三产业长期以来一直落后，到2000年还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产值。可见我国第三产业的落后是与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滞留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它弱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失去了经济基础。
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影响严重的部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这一部门中表现得也特别明显。我国的土地资源存量相当稀缺，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耕地却只占世界耕地的7%。因此，我国就农业论农业是找不到根本出路的，必须反弹瑟琶，“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但是，我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加快城市化，一方面要让城市化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对农业进行规模化经营。我国大城市自身的有限发展没有有效地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自上而下地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让小城镇成为农村人口脱离农业切入点。因而我国的农村人口只能大量滞留于乡村，使我国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陷入了所谓的“低水平陷阱”，拖曳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 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城市步伐的政策建议

一、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城市规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和引导，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城市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排斥和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倾向，规划城市规模、左右人口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就是一种最为明显的体现。这实际上形成了在最需要市场机制调节和引导的领域，市场机制却被排斥的局面。用城市规模方针规定城市的发展方向，牺牲了城市集聚效益的发挥，并产生了一定的负机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B希根期在1985年召开的由世界不少著名区域发展经济学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中就指出：“多年来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讨论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最优规模问题……对城市规模中存在着门槛入口的论点也不如以前那样肯定……”（Higgings, 1988） 。世界城市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城市规模的变化很少按人们预期水平发展，一些远超所谓规模极限的都市仍然在扩大。
二、 加快淡化户籍制度的步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只能意味着这个家庭的产业是在什么部门，是从事农业的，还是从事非农业的，并不是说这个家庭的成员只能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并且终身不变。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的初期，政府出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人们承受力、社会稳定等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把社会人为地分割成城乡两个不同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改革越深入，这种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作用也就越大了。我国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多为传统经济部门，劳动收入低、强度大、环境差，多为城市居民所歧视并不愿从事的行业。但这种工作相对于农业，无论哪方面都有优势。
三、 组建农民持股的城建公司，大搞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开放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增长与波动》中谈到了经济周期与各国城市建筑兴建的一致性，并认为“建筑低潮的深度给我们带来了库兹涅茨周期的大萧条” ，1999年4期14--17页）。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库兹涅茨经济周期的上升初级阶段，我国在未来10—至20年之内尚会继续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因而，可以初步判断我国的城市建设任务将十分艰巨。我国当前的城建公司绝大多数为国家控股，虽然其中大量工作人员为农民工，但是由于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工头们的层层盘剥，农民最后所得极少。因此，组建农民持股的城建公司，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城建积极性，分享较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城建的开展，打开城市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为他们自身步入城市生活创造条件。
四、 对城市职工的岗位权利进行补偿。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根据Parato式的渐进改良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现有劳动力形形式式的阻力。因此，笔者认为，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支付给现有城市职工竞争性工资，但同时给予这批“利益受损者”适度的经济补偿。这样，公平因素引入劳动力市场后，城市职工的期望工资就会降低，从而增加城市就业，扩大城市产出。
五、 正确处理好迁移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建立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很难获得与具有城市户籍劳动力同样的福利，因而当他们在城市遇到生活波折时，其基本生活就难以保障，由此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1978年—1999年，我国农村向乡镇企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约有2.2亿，但80% 以上是兼业性转移。也就是说，这些人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脱离土地。这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居民除了土地外根本没有其它有靠社会保障同样不无关系。土地是我国千百年来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没有其它任何社会保障可以替代土地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根本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走进他们实际上无法融入的城市生活。因此，我们不能责怪农民对失去土地“与生俱来”的恐惧，当务之急是要为他们建立一种可以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此，笔者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近期来看，第一让农民让渡出土地使用权，并把其土地使用权折算成股份，使土地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民则进入城市从事劳动密切型第二产业和低层次第三产业；第二为农民提供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彻底割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让农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城市的劳动力大军去。远期来看，我国要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以切实措施消除我国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4月）

⑹ 上海市统计年鉴2009

主要年份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1990
2000
2007
2008
人口与就业
人 口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1 334.00
1 608.63
1 858.08
1 888.46
年末户籍人口（万人）
1 283.35
1 321.63
1 378.86
1 391.04
# 非农业人口
864.46
986.16
1 196.94
1 216.56
就 业
职工人数（万人）
508.10
390.14
522.67
554.39
城镇登记失业率（%）
1.50
3.50
4.30
4.20
宏观经济
国民经济核算
上海市生产总值（亿元）
781.66
4 771.17
12 188.85
13 698.15
第一产业
34.24
76.68
101.84
111.80
第二产业
505.70
2 207.63
5 678.51
6 235.92
# 工 业
469.83
1 998.96
5 298.08
5 784.99
第三产业
241.82
2 486.86
6 408.50
7 350.43
人均生产总值 （元）（按常住人口计算）
5 911
30 047
66 367
73 124
经济增长贡献率（%）
第一产业
2.5
0.6
0.1
0.1
第二产业
62.6
55.7
39.5
40.1
# 工 业
74.6
54.7
39.1
38.3
第三产业
37.2
43.7
60.4
59.8
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227.08
1 869.67
4 458.61
4 829.45
# 房地产投资
8.16
566.17
1 307.53
1 366.87
财 政
全市财政收入（亿元）
284.36
1 752.69
7 310.26
7 532.91
# 地方财政收入
166.99
497.96
2 102.63
2 382.34
地方财政支出（亿元）
75.56
622.84
2 201.92
2 617.68
价 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6.3
102.5
103.2
105.8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
104.8
96.4
102.4
105.3
外商直接投资
签订合同项目（个）
203
1 814
4 206
3 748
签订合同金额（亿美元）
2.14
63.90
148.69
171.12
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
1.77
31.60
79.20
100.84

⑺ 上海现在人口有多少2016年

至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9.70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9.50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0.20万人。全年常住人口出生21.84万人，出生率为9.0‰；死亡12.08万人，死亡率为5.0‰；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0‰。全年户籍常住人口出生12.92万人，出生率为9.0‰；死亡11.4万人，死亡率为7.9‰；户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

(7)上海失业率城市旅游扩展阅读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沪杭甬大湾区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G60科创走廊核心城市。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唐天宝十载（751年），华亭县立，约有19017户、90360人。唐末有12780户。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华亭县有主户54941、113143人。南宋绍熙年间，华亭县有户约97000。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华亭县有户234471，旋因宋元鼎革，户口减半，仅13万户。至元十八年，嘉定县有69425户、338552人。至元二十七年，松江府实在163926户、888051人。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县立，人口约10万人。至元中，松江府有户177348，其中华亭县有户97786；上海县有户72502。是年，嘉定县有户95795、373755人。至正年间，崇明州有户12786。

⑻ 为什么嘉定区不是上海城市化较快的郊区

一旦城市化的郊区，在郊区的人会增加，郊区和城市交通便利，自然人流会增加人流量的增加，坏人市中心的犯罪率上升的数量在增加。

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在一些郊区到城市找工作，所以失业率在上升

⑼ 求教雅思关于失业率影响及原因的大作文。求一篇质量高些的~~~拜多拜托了！

一、引言

就业形势决定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从供给方面来看，就业主要面临这样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新增劳动力数量，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三是城镇的下岗和裁员。从新增劳动力来看，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最为迅速的时期，最新的人口预测表明，2003年是近几年新增劳动力最多的一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300多万，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还将持续8～10年左右的时间。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来看，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2003年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一个亿，预计今后几年农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与前几年稍微不同的是，城镇下岗的人数有所减缓，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6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50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就业压力得到缓解。但综合来看，上述三个方面的就业压力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压力继续增加。从需求方面来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减低。从综合劳动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可以看出，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二、失业统计与失业率

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但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仍然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尚没有公开发布与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数据。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字由国家统计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收集与发布。城镇登记失业率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镇劳动力的被使用程度，但它毕竟不是通过调查得到的失业率数字，很难使用这一数字进行国际比较。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把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者视为失业人员，而那些没有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失业者队伍之外，因此肯定会低估真实的失业程度。

人口普查是全面系统了解就业和失业问题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但人口普查每10年才进行一次，所以，普查得到的就业和失业数字很难满足失业率对时效性的要求。不过，我国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刚刚于2000年结束，这就为我们窥视中国的失业状况提供了可能。

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的长表中，所有15岁以上的人口都要针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回答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的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国际劳工组织所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15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为3.58%，但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城镇失业率为8.27%，其中城市为9.43%，镇为6.24%；而农村失业率只有1.15%.从分省来看，城镇失业率超过10%的省份达10个，其中最高的辽宁为17.68%，其他依次为黑龙江15.43%，天津13.96%，海南13.42%，吉林13.88%，青海12.30%，上海11.99%，内蒙古11.35%，江西10.33%，重庆10.76%.虽然根据“五普”得到的城镇失业率高达8.27%，但中国官方公布的200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只有4.3%左右。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率到底有多高呢？这其实是一个仍然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

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相比并不高，但由于这一数字不是用国际接轨的调查方法得到的，它因此很难说明中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状况。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的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27%，这显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失业水平，但由于“五普”的失业率在很多方面无法严格遵循国际上调查失业率的口径，这一失业率数字也很难说是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程度的度量。不过，如果比较城镇调查失业率和“五普”失业率的具体内容，则不难看出，“五普”的失业率更接近于国际上所通行的调查失业率。尽管“五普”失业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中国的真实失业水平，但它也许是对目前中国城镇失业水平的最接近实际的度量。鉴于失业率正在成为度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调查失业率。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调查制度并定期发布调查失业率。

三、关于真实失业率的估计

为了弄清楚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多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地方统计局合作于2001年在全国5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阳、武汉和西安进行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并在之后的2002年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失业率调查。这次跟踪的调查完全遵循国际上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因此从中可以计算出与国际接轨的失业率数字。调查所以选择上述5个城市，主要希望这些城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域性的差异和变化。福州和上海是在整个经济改革期间都具有良好经济运行情况的沿海城市，东北的沈阳、中部的武汉、西北的西安都是内陆城市，这些城市都拥有大量国有工业企业，并经受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冲击。

表1是这次失业率调查的结果。该表报告了每个城市的失业率，以及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失业率。2002年末，5城市的总体失业率为14.3%；失业率最高的城市是武汉（22.3%），其次是沈阳（17.6%），西安（16.5%），福州（12.3%）和上海（8.9%）；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失业率，达到16.9%，而男性只有12.2%；中年人的失业率在所有年龄阶段是最高的。

中国的失业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如何？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其他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鉴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农业人口比例要比中国小很多，所以作者估计的中国失业率为城镇常住人口失业率。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处于中流的水平，与欧洲一些相对高失业的国家（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差不多，但是要远远超过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在亚洲，中国的失业率要远高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总的来说，中国的失业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特别在某些城市和地区，但也似乎并没有严重到使中国面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程度。

四、问题与对策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国2003年开始把就业再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相比，问题和挑战更大。归纳起来看，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如何扩大就业需求的问题。解决失业的根本途径仍然依赖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曾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不断降低。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0%，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经相当小。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就成了扩大就业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的问题。

二是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就业的质量和劳动关系问题。中央所以把就业摆在如此的高度，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就业与社会稳定有关。就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所谓就业数量是指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就业质量主要是指就业的环境和劳动关系。就业的上述两个方面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的更替或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既可能因就业岗位严重短缺而引起，也可能会起因于就业环境或者劳动关系的恶化。中国目前一些地方工人工作条件很差，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拖欠，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威胁。因此，在关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关注劳动关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就业是民生之本的精神，也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央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心。

三是必须高度关注农民的失业问题。农民由于有土地的保障，常常被认为不存在失业问题。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的失业问题因而变得日趋严重。据估计，因开发区、道路和其他各种工程的建设，自1990年代以来至少有2000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这一数字几乎和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数量相当。当然，土地被征用后，农民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是这些补偿一般来说都被压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况且，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少能够成为企业家，指望他们自己利用得到的经济补偿来为其后半辈子提供生活保障是不现实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经济补偿只能维持其一时之需。一旦这些补偿被坐吃山空，而他们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则这些农民就成了真正意义的失业者。和城镇的失业者不同，城镇居民失业后可以得到失业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帮助，而农民则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建立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时，农村则根本没有建立起任何社会保障制度，其结果，农民失业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因此，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失业问题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有效地扩大就业并更加积极地应对失业，除了要重点解决上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之外，还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大政策的着力点。

1.完善劳动力市场统计，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掌握就业和失业信息在短期宏观经济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劳动力市场调查体系已被看作现代社会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必不可少的环节。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已经建立了自己完备的劳动力市场调查体系。通过劳动力市场调查，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不仅获得了及时、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也为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提供了决策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结果日益重视。劳动力市场调查已经不再仅仅是劳动管理部门关注的事情，其运行状况和结果已成为社会各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针。因此，要想有效地应对失业，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统计，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2.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着双重分割，这是人力资源开发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重分割是城乡之间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一分割通过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于特定的市场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较低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而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干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术职称的人则被划归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割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划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务和劳动，都创造价值，不能因为劳动形式不一样，就被拒之于某一个市场之外。这种划分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当然，这与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有很大的关系。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必将使市场更加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而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3.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和培训体制

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相对滞后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了很大矛盾。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体现。虽然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总量过剩，但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造成这种状况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正规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缺乏一个过渡或者说连接二者的桥梁。如果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一个不断发育的培训市场，并让这一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必将会大大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当然，要建立并维护这样一个市场，显然需要各个政府部门（如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共同努力。

4.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力度，不断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

中国在扩大就业和应对失业问题上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2002年后开始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网络的形成，并在确保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下岗和失业的“并轨”，“下岗生活补贴”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就要求“失业保险”和“城镇低保”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低”和缴费困难的问题；而城市“低保”存在着资金来源困难、管理不规范和“瞄准”机制缺乏效率的问题。其结果，一些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城镇失业者和困难家庭得不到相应的帮助，生活相当艰难；相反，一些生活并不十分困难的人却常常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从社会救助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进一步加大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力度，加速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并提高城市“低保”资金的使用效率。

让失业者尽快回到就业的队伍之中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措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国际上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经验表明，中国积极就业政策要想进一步取得成功，主要应该在这样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积极改善就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二要规范劳动力市场，为失业者寻找工作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三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培训市场，鼓励各种形式的职业和技能培训。

5.实现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整合，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

扩大就业的最根本途径当然还依赖于经济增长。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不断降低。如何把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具体来看，要使经济增长就业的含量不断提高，首先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意味着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会增加。其次，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鼓励各种各样的就业形式。一般来说，非国有经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最具就业吸纳潜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将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减轻城镇失业。

⑽ 上海的就业率与失业率

可以肯定是没有这么完整的数据的，只能笼统的回答一下，2002年至2008年的控制失业率在回4.5%左右，答最近两年的控制失业率在4.2%左右。这是指在就业年龄段内人员的控制数，你一看就会知道与实际的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