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考古旅游相关文献

❶ 从考古发掘的成就及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主要有什么特点

(一)城市数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据《帝王世纪》估计，战国中期中原地区人口总数约1000余万。最大的都城有7个，略小的都城有10个左右，各国都城人口总数当在200万左右，其中最繁华的是齐国国都临淄，人口高达三四十万，各国共有郡城三四十个，每郡城平均人口亦当有数万，此外，还有近800个县城，每县城人口也不下数千。这表明，战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总人口的1/3以上，都集中居住于城市之内。另外，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内基本上已连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旷的现象。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二)城市规模和城墙范围有所扩大

战国时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墙及护城河，但面积较前有所扩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发展的齐都临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里以上。如燕昭王营建于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县)，由两个方形城池联结而成。城墙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赵敬侯于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郸后新建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共同组成，宫城由3个呈“品”字形的坚固小方城组成，面积约3平方公里；郭城为长方形，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总计面积约18平方公里。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县)，由内、外两方形城组成，宫城周长约3公里，在郭城中间，郭城周长约15.5公里，面积也达15平方公里以上。这些遗址完全反映出战国大城市的整个面貌。至于一般郡、县等小城，也大都超过或等于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范围。

(三)城内布局有一定规划

战国时期的城市，如赵奢所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些文明繁华的城市，在建设布局和居民的活动区域方面，已有一定的规划区分。都城均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宫城不止一个，有的在郭城内，有的与郭城联结，但郭城只有一个。郭城内包括有官署、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及由官府管理的商业区——市。《左传》、《管子》、《周礼》等书，均有关于商业市场的记载。城内居民基本上按规划分区居住生活。

(四)城墙厚度、高度增加，宫城位于制高点

西周时期的城墙，其夯土主墙，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层大体厚10厘米；至春秋后期、特别是至战国时期所筑城墙，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达40米，夯层也增为20厘米。这说明夯筑技术有所提高。从发掘的鲁国都城曲阜城，城墙剖面夯土可以明显看出，该城经过五期夯筑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时的夯土，并不怎么厚，以后又增筑4次，至第四期、即战国时，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达40米左右。城墙增厚，有利于防御敌军破坏城墙。例如敌军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墙倒塌时，因城墙厚度大，敌军进行地道作业就需要很长时间，守军可以充裕地对付敌人；即使敌军能够挖空一段城基，由于墙厚，也只会平均下沉，且易于修补，而不致像单薄的城墙那样，因墙基被毁失去重心而倒塌。敌军若以水淹城时，厚墙就成为坚固的堤坝，不致在短时间内因水浸而崩塌。

春秋以前城墙的高度，一般在10～12米左右，至战国时，多数城墙已增高至15米以上。以新郑韩都故城(原为郑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故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为例，现存城墙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夯筑而成，至今残高尚有15～18米高。再如赵都邯郸，现存部分城墙，仍有残高12米以上。宫城，特别是宫殿位置，一般都设于制高点上，以便于瞰制全城。而宫殿又都是筑建于夯土高台之上，如赵都邯郸宫城西城的宫殿土台遗址，长宽各260米，高出地表面达19米，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尊严。

总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包括都城和一些郡城，已经和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城市一样，具有三性：即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政治上，它是一定区域内的统治中心或政权所在。经济上，它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和手工业及商业。在军事上，它往往是扼居于战略要地，并拥有相当的防御手段。三性之间，相互有机地联系着，达成辩证的统一。当然，它们也并非总是三者并列，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城，各有侧重。由于城市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多，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重要地位，由于当时的战争性质已发展为封建兼并为主，在战争内容上，表现为七大国激烈角逐，争城夺地，所以城市便自然地变为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从而使城市攻防作战大为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战国时期较大的作战行动共230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与攻守城池有关。公元前286年，秦将白起攻魏，仅此一次作战，就攻占魏国大小城池61座。

❷ 去哪儿找考古文献

维普期刊有一些论文类的资料可以下载，然后电子书可以到豆丁上在线阅读，不过有版些下载是收费的，但权是阅读不影响。还有新浪的爱问知识人，有一些挺不错的资料。电驴上有电子书可以下载，而且资源都还不错，清晰度什么的够好。
还有一些图书馆的资料可以用超星阅读器看，不过就是有时候有收费的情况。还有就是网络文库啦~
其实只要你仔细找的话，这类东西还不少的

❸ 论文献与考古资料之冲突

D 试题分析：本题考来查自唐代的外交，唐代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外来文化只能说是丰富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而不是改变了，A项不能选；材料表明在唐代有外国的丝织品传入中国，并不能说明我国手工业衰落，技术落后，应该是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B、C不正确，A项材料未有体现；所以选D

❹ 考古学家在库姆兰山洞发的古物和文献有哪些重大意义

考古学家在库姆兰山洞发的古物，尤其是年代如此之久远、数量如此庞大、保存回如此完好的文献资料，答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产生于公元前后数百年间的文献，对于研究古代犹太历史、宗教、文化以及早期基督教的情况，无疑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因此，后来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考古学界中出现了一门专门研究“死海古卷”的“库姆兰学”。

❺ 印度教的考古研究的文献有哪些

基本文献史料：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例如隋唐五代的史书《隋书专》《新属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等，这些材料在历史纪事上，都按年月日，分门别类，逐一编次，没有任何一年是没有纪事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十分清晰，因而是连续的，整体的，每部材料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全面考察，这些材料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风俗等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综合性是很强的。考古文献史料：具有真实性，片段性，研究性。考古出来的毕竟都是实物，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反映出某个特定时间或时代的特征或特点，文物中，除了本身有文字的，大多都需要研究才能知道它所处的时代或时间。例如周绍良教授编辑的《唐代墓志铭汇编》，这些材料全都来自于真实出土的墓碑等，但墓志所记载的仅仅只有一人或二人，只能反映墓主个人的情况或某些时代特点，即使全部看完也不能对唐时期进行把握，这些墓志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发挥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帮助。没有基本文献的帮忙，即使想一百年，也很难想出，考古文物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连这个是什么时代的东西都不知道。

❻ 含有八篇文献的考古论文

写论文的时候内容提要应把论文的主要观点提示出来，便于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论文回内容的要点。答论文提要要求写得简明而又全面，不要罗哩罗嗦抓不住要点或者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筋，缺乏说明观点的材料。 内容提要可分为报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报道性提要，主要介绍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对文章内容的提示较全面

❼ 考古文献和考古有什么区

考古表示古代来遗存中（自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考古，是通过田野考古的手段获取的考古资料，我们采用的是地面踏勘与试掘相结合的方式。文献，指关于当时社会背景的相关文字记载，主要体现在方志、族谱与墓葬碑文中。

❽ 研究历史的途径比如说文献，考古。之类

研究历史的途径有：抄
1.考古。包括出土的文物、遗址、当代的物品等等
2.文献资料。可以是第一手的也可以使第二手的。例如：史记、甲骨文、当时人的日记、博物馆的书籍、专家学者的评论等等
3.神话传说。这个用的比较多的是史前和夏商左右时间的研究。
4.其他的（我分不清类别）。比如老人的话即当事人的话等等

❾ 考古文献资料有什么史学价值

文献是人脑记忆和智力的一种外延载体，它以物资形态呈现知识世专界。文献的价值属表现为积累和传输人类社会活动成果、适应和引导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社会进步的实践标准是文献价值的评价标准。文献价值的实现及其价值评价是由人来发动、实施、组织并承担的。

❿ 请问在考古学中,对于中外神话、文献、星象记录与文化遗址、文物之间的异同点对应关系,是如何处理、考证、

虽然有着看似共同的目标,但实际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相差很远。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证据。站在实证史学的立场,史料的主要问题是真实性,或者说是史料的形成过程问题;而考古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由严格的发掘程序来保证,更多时面临的是如何解释的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如果根据文献材料在复原历史中的作用,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三个时代,那么:史前考古没有当时的文献材料,后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度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历史学取向的学术课题,其中考古材料是为预设的年代框架服务的,虽然不排除很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东风有了极大进展,但最根本的目的仅仅是使年表精细化。具体来说,三皇五帝仅有“史影”的价值,如果文献中没有这些符号,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的理解。任何为三皇五帝建立具体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原因详后),于考古研究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传说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国内学术界视为史前和历史的分界点,对这之后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这其中的问题相当多。如有学者(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国上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见诸后世文献的王朝编年作为考古学研究和解释的蓝本。这些研究尽管重视的文献版本不同,但作者显然都相信其中一种编年应当是正确的。这一方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其对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质的某些基本问题缺乏严格的审验,而这些世系来源于口传历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编年史。……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总体取向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混淆了编年史和口传世系间的差异。前者旨在确切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而后者则无法得出绝对的时间框架,因为它“有意显示和传达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事件,而绝对年代则从不,也不可能是其记录中之一项”。这两类信息往往作为完整的信仰系统出现于古代文献,因为古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是分隔的实体。然而, 对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神话、传说和历史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如前所述,尽管甲骨文是中国包含一个王朝的时间序列在内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各王在位时间跨度的年谱。由于甲骨文用于记录祭祀仪礼的过程,贞人没有必要有意留下确切的各王在位的时间长度,或者这类信息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记录。吉德炜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关于王年的确切记录才出现于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这时商人自己对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长度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因此,商是否记录下了一个确切的商王世系且将其传给其后的王朝,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不必说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 ,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 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君也重写了他们的历史和信仰系统,强调他们与太阳神的神圣联系,以证明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扩张的正当性。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 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 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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