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文化旅游宣传提高法律意识
Ⅰ 怎样才能提高法律意识
对于大学生来说,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我们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这种反应和体验是积极的,能动的。
近年来学生犯罪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有沉迷于网络游戏,模拟网络杀人游戏杀人的;还有因为打牌而把舍友都杀了的马加爵;将硫酸泼向熊猫的清华学生刘洋……这许许多多的学生犯罪案例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得不使我们反思,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去提高我们学生的法律意识,避免走入歧途?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不得不反驳一些学校的教学方式,法律课上内容单调,课堂过于单板,老师授课的方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法律课的课时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精湛的学到一些有用的法律知识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现在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学习法律知识兴趣不大的一大原因。
1、首先,高校要重视对学生法律课的讲授,增加学时,改变传统教学手段和方法。
2、其次,学校要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造氛围,为学生提高法律意识提供更多的机会。
3、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做好对学生的心理辅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4、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教育工程,法律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关心的问题。
Ⅱ 文化旅游系统进一步加强履职尽责,促进文化旅游发展还有哪些具体意见和建议
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一、客观的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宣传和保护,引进多种形式和资金发展文化旅游。二、发展壮大现有的文化旅游项目,做大做强。三、利用好现阶段的方针政策,全社会合力,集中精力财力做出改观,好的要变更好。积极申请旅游景区星级评定,提高知名度。
Ⅲ 如何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新时期法制宣传中的作用
一、法治文化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
法治文化是一种以弘扬法治精神和传播法治理念为宗旨的法律实践活动。一方面,它培养形成了人有关法的理念、心理和习惯;另一方面,它给大家灌输了对法的崇尚和信仰意识。大量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法治文化,这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化。以往的普法宣传重点就是放在了“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宣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上,这在客观上给人们造成普法就是“学法”、“知法”和“懂法”的印象。但普法的实质,应当是传播先进文化精神和文明理念的过程,仅仅机械、教条地讲法条、说法言法语,这不是法制宣传的根本目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这一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法”的理解与追求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建设将走入一个新时代。而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法治观念意识、价值取向,正是宣传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工具,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制宣传中“弘扬法治精神”的有效载体,必将促进法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和法治精神的崇尚,提高法治建设的“软实力”。
二、法治文化是传播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途径
1、法治文化在宣传的效用上有着巨大潜力。文化是宣传工具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在文化上的成就,较之于经济和政治,往往具有更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渗透其间,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建设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无论是影响力、渗透力,文化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建设法治文化,就是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与魅力,通过倡导和组织各种法治文化活动,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活动中,自觉接受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法治思想、法治习惯的熏陶,享受着法治文明带来的身心愉悦,在自觉自愿的学习中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2、法治文化在宣传的形式上体现了以人为本。在以往的普法工作中,我们更多运用的宣传方法是政治教育的模式,集中大课学习、小课宣讲,板报宣传,条文灌输,重形式轻效果,重知识轻理念,这种宣传模式很难激发起自觉自愿的学习兴趣,更不要说法治理念的传播与渗透了。法治文化则不同,它的形式可以活泼,它的内容可以多样,可以涉及到道德与法律、情感与法律等方方面面。它能将理性与感性、刚性与柔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更能适应普通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需求。近几年在全国各大电视传媒开辟的一些法治栏目,都在进行着这些方面的实践,力图用观众最易接受的方式传播着现代社会的法制文明,其实就是法治文化的一种表达。在今天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宣传方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3、法治文化在传播的功能上有着突出的优势。首先,从传播的范围来看,文化传播覆盖面是一般工作所无法比拟的,发展法治文化,就是要通过增强覆盖面,将法治理念传播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让每个公民都能接触到、感知到;其次,从传播的主体来说,法治文化的传播主体更加广泛,有法制宣传工作者、专家学者、学生、甚至是文艺工作者,只要有热情,就可以参与到法治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充当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再次,从传播内容来看,法治文化内容比较宽泛,只要与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法律习惯法律内容等有所关联,都可以成为文化的内容。同时,法治文化也有助于将法与其它文化的融合,从而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与创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发展与交融的成果。最后,从传播的方式来看,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丰富,不同的现代媒体,文艺阵地、宣传阵地都可成为传播载体,多渠道、多平面、多视角的传播模式必将帮助大家获取更多的法律信息与资讯,对法也将会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三、法治文化是推动当前法制宣传工作的重要动力
1、法治文化与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结合。当前法制宣传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驾护航。法治文化建设有助于将法治思想渗透到文化的传播中。因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适应和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先进文化,是实践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先进文化。它将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为已任,培育和发扬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观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参政议政的水平与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的理念。
2、法治文化与推进基层的普法宣传紧密结合。任何文化要富有生命力,必须来源于社会,贴近广大群众,才能发挥它的感染力,得到社会的共鸣。法治文化容易扎根基层,增强文化与群众的互动,扩大群众的参与渠道,提高群众的参与深度。如今年镇江市组织开展了“律师送法进村入户”活动,就是一项增强群众与法律互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举措,各行政村与律师结对,向每家农户发放便民联系卡,律师定期到各村、各农户家中宣讲法律,传播法治理念、解决群众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帮助村委会解决管理中的法律问题,而农民也可以通过联系卡,随时解决身边的法律问题。这种形式的推广,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让法律知识的传输、法律思想的熏陶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身边,权利始终得到保障,法律也显得不再那么神秘、高不可攀。同时,这项活动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矛盾纠纷随时得到解决,大家的心情舒畅了,社会文明的风气与氛围自然就形成了。
3、法治文化与解决群众的精神需求紧密结合。文化从来都不是悬空和抽象的,它总是积存于人们的观念内,又反映在人的行为中。因此,法治文化的作用发挥,可以帮助解决人们内心对法、法治的精神需求。如句容市在平时的普法工作中,发现句容的广大农民在近阶段最想了解的法律知识是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相关法律法规,因此,运用普法讲师团巡回宣讲、司法所干警业务培训、村务公开栏、电视栏目、开展法律咨询、组织法制文艺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同层面的土地拆迁相关政策、法律等的宣传,让大家了解立法的目的、社会的权利义务、个人的权利义务,无论是政府、企业家、群众个人,通过这些法律文化与内容的熏陶,都学会了更加理性地处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方利益的维护。
4、法治文化与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紧密结合。宣传教育注重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实现其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明意识、审美观念以及鉴赏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法治文化可以使人们在参加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中,自觉接受法律知识和法治思想的熏陶。如我市普法办在2003年与市电视台联合主办了一档电视栏目《法治12分》,采用发生在镇江的案例进行以案说法,节目播出后,收到非常好的普法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市民的认可。前不久,我市举办了大型的法治文艺汇报演出活动,全部采用基层选报上的节目,表现了各地、各部门的法治工作情况,节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些来源于生活的第一素材的表演,正是基层社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而朴素的表现形式让所有的观众受到了感动并产生了共鸣,演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而我市润州区举办的“法治文化节”系列活动,包括了十个子活动:举办群众自发演出的法治文艺演出、举办了“环保杯”法律知识竞赛、“检察杯”法治论坛、开展了法治文化书画摄影展、以案释法巡回报告会、法治讲座、法律知识图片巡回展、开辟了法治文化街(社区、广场、市场)、评选10件法治新人新事、开展学法读书征文活动。该系列活动采取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并让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营造了非常好的传播法治观念、法治文明的良好氛围。
人类文明的方向是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的方向。今后的中国是沿着依法治国的道路不断前行,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必然离不开法治文化的传播与推动,因此,立足文化的视角,创新观念、创新载体、创新形式,从人民需要出发,从人民满意出发,从宣传效果出发,增强法治文化在法制宣传中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法制宣传工作一定会大有作为,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谱写出新的篇章。
Ⅳ 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更好地服务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使命感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回确指出,要“深入开展法答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报告还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并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无论是法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都要求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法制宣传教育承担着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观念、引导法治行为的重要职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民主法治建设蓝图进行了勾画,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普法教育,推进法治南京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增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抓好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Ⅳ 如何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领会法律意识,大力弘扬法制精神。
Ⅵ 如何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法治意识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属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Ⅶ 经济全球化 信息社会化 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增强自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素养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为此,他们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全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3]除此,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扬已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加入WTO,随着经济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是必定无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接触到另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对产生它的环境是适应的,但对其他的环境却不一定完全适应。[5]这种不适应便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其前提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财富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6]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7]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8],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但是,在大陆,在年轻人中间却还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年原来是中国制造的。笔者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她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楼梯上。在最为危急的关口,它竟然畅通无阻,不光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4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9]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上发生的几次火灾和事故,尽管里面也有我们时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却很难见到他们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1994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一剧场由教育部门组织上千学生观看演出。突然,剧场因电线短路发生大火,结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为学童。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时教育官员和老师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撤离,有的还为了防止大火烧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结果致使不少学生在争相逃生时互相践踏致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在繁华处大都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外国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红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为人处事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事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10]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在很多项目底于西方国家(见表一)。在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别(见表二)。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加入了世贸,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如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两国相邻,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与美国有将近8900公里共同的边界线,对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语言——英语,来自英国历史的共同传统,接近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同的防卫体系,特别是学术和行业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经济上,它们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也比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两国每年的边境往来达数千万人次。然而,在总的友好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这两个北美邻居之间最伤感情的冲突包括大众传播方面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电视率先发展起来,而加拿大是从1952年才开始电视广播的。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边界以北的沿线一带,处于美国电视的覆盖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观众广泛地接收美国电视节目。其后,加拿大线缆系统发展起来,并热衷于从边境美国电视台转播节目信号。从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多数居民都可以享受热门的美国节目且无需付费。加拿大广告商认识到美国电视节目在加拿大观众中的影响,便开始在美国边境电视台购买广告时间,这些广告是针对加拿大消费者的。于是,滚滚财源流入美国电视台,70年代每年达2千万美元。终于,位于边界线以南的24家美国电视台卷入了争议,其中最主要的电视台是3大电视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3家电视台和在华盛顿州贝灵汉市的一家附属台。这场争执被报界称为“边境战争”,美国电视节目被称为“特洛伊木马”。
为了遏制加拿大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广告流向美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几种政策法规。70年代中,当政策付诸实施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届政府都介入了长期的国际争端。
美国和加拿大几十年的争论,无碍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文化观念。加拿大担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国所吞噬,他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发展,他们把广播当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来使用。他们不承认所谓“简单的保护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罪名;而美国却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借助实力,建立霸权,他们追求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他们也不承认所谓“帝国主义和商业侵略”的大帽子。[12]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争论也许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产业都将会促进两国的发展。这不仅是两国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然。
由于差异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世界各国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14]“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15]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日本有些文化也传播到中国。如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在中国广泛传播,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16]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17]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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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培养和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一、要创新适宜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培。
所谓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现代法律意识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政治环境方面,就是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活动程序和政治观念的科学化。
文化环境方面,就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的内部环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状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理论和方针;二是着力提升知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二、要适宜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社会主义的法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意志的体现,其创制和实施都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制观念的增强、正确法律观点的确立,都需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完成。
从80年代开始,经过多次普及法律常识活动,己取得明显地成效,还要适宜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这对进一步提升公民法律意识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要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方针、严格执法。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上日常的法制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升,具有巨大的、现实的影响作用。
如果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能严格地依法行政、依法办案,就能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力量,显示出法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就能带动、影响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并得到他们的信任。经过长期的重复实践,就会形成固定的习惯和观念,也就会不断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
四、要高度重视法学教育,开展法学调研。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发达与否,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是否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人才又是宣传、传播、深化法律意识的先导,法学研究是培养健全的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
在法律实践中,一些新经验、新思想须及时总结、认真推广,而这些都离不开法学研究、法学探索和创新。法学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又通过法学教育使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后,再通过这些受教育者用各种方式向社会传播、推广并付诸实践,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不断发展、更新和提高。
五、要竭尽全力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法制。利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升公民法律意识是一种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途径。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信息来源的普遍性,强烈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广泛的普及性,以及公众教育机能等特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就能产生迅速广泛的影响,同时极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8)加大文化旅游宣传提高法律意识扩展阅读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树立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未成年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共规范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一旦养成了种种不良习性后要矫正过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因此,未成年人就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和学习中,处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共规范,遵重社会公德,从小养成良好习惯加强自我修养,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
如我在99年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入室抢劫案,涉案人员有三人,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某年仅14周岁,9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楼某与李某到我市甜梦歌舞厅找到王某,并邀王某去玩,王某就跟随前往来到带湖路一住宅区,楼某带头敲开被害人陈某家的门,后进屋要陈某拿钱,陈不从,李某便上前抢陈某脖子上的金项链。
王某见状退出房外,最后楼某被判8年徒刑,李某被判5年徒刑,王某因年少,不辩是非,又没有实施具体行为,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政策,我们对他作不起诉处理,此案中如果王某也积极主动动手帮助实施抢劫,那么王某也将被判刑坐牢。
二、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自尊、自律、自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未成年人进行自我防范和赢得社会保护的途径。如果未成年人自甘堕落,外界再怎样帮助,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我办理的舒某抢劫、伤害案,案犯舒某原是我们信州区五中的学生,因从小养成了娇生惯养的不良习惯,一直不好好读书以至成绩越来越差,他的母亲把他转到三中读书后,他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还是自暴自弃,成天泡在游戏机房玩游戏,并结识了也是不读书的刘某等人,后与刘某等人一同去打架伤人,抢出租车司机,坠落的无法自拔,最后被关进监牢,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三、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未成年人只有学好知识,丰富社会生活经验,锻炼各种能力,才能对违法犯罪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分清是非,未成年人还要加强锻炼身体,增强体魄,这样有助于未成年人在遭到暴力侵害的时候,及时逃脱或者进行正当防卫,不至于受犯罪行为的随意侵害。
四、加强未成年人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未成年儿童对犯罪的自我防范,除以上讲的,还必需懂得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参考资料:网络-法律意识
参考资料:宁陕县人民检察院-浅议新形势下如何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
Ⅸ 如何加强旅游文化的对外宣传的力度
加大旅游宣传的力度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市场回竞争每况愈烈。越来越多的旅游企答业为保证不被竞争
所淘汰,每年耗巨资投入到旅游宣传当中。因为他们明白:有效的宣传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经济利益。被誉为“旅游王国”的西班牙,每年接待外国游客4000多万人次,他们总结旅游业名列全球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精心的、高质量的和有效的宣传。”另一个旅游大国意大利的旅游局长认为:
旅游宣传是带动旅游业前进的火车头。可见,旅游业越发达的地方,对旅游宣传的重视程度就越高;提高了对旅游宣传的重视,那里的旅游业必将飞速发展。
为什么宣传会给旅游业带来生机与活力呢
从本质上说,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物,是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并超出人类生存需要的一种高级消形式。
Ⅹ 如何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
如何提高旅游从业人员法律意识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矩”。随着社会 的发展,法律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一定意 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在对外交往中,法律也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 的重要社会规范。旅游从业人员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经济体中的一部分,其工作 和生活同样需要法律的规范。但是,最近几年旅游人员的违法现象日益增多,已 经严重威胁到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 提高旅游人员法律意识已经刻不容缓。 下面就是笔者的几点建议: 一、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普法教 育的重点对象之一,要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全面 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建立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的工作 制度,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实现对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工作的有效指导、 严格管理和监督。同时,还应加强理论研究,积极探索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工 作的特点、规律及其发展要求,用以指导实践。要总结经验,努力探索出一整套 好的方法、 做法, 使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走上规范化、 正常化、 制度化的轨道。 二、有关部门联合工作,形成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合力。近年来,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 旅游从业人员急剧增多。 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旅游法律问题。加强对他们的普法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素 质,是旅游业健康发展保障。要使旅游从业人员普法工作深入扎实,仅有普法教 育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要积极联合部门力量,在旅游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工作 中加强公安部门、综治部门、劳动部门、工商行政等部门的联动,将对旅游从业 人员的法制教育与管理有效结合,使教育与管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充分发挥 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 通过指导所属部门及企业对旅游从业人员各种形式的法 制宣传,努力营造法制教育的良好环境。 三、增强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针对性。在法制教育过程中,要坚持法制教 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要增强针对性、注重实效性,要做到教育与管理、服务与 维权相结合,既要教育旅游从业人员法制知识,提高他们法制意识,又要为他们 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旅游从业 人员法制教育工作要有新的突破、 新的创新。 其一要在宣传教育内容上有所创新。
要抓住涉及旅游从业人员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法律 解释,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其二要在思想观念上有所创新。要顺应社会主义民 主法制建设发展的需要,顺应他们日益增长的法律文化的需求,寻找法制宣传教 育的切入点;其三要在宣传教育载体上有所创新。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深 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 如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文艺演出等,寓教于乐。 四、推广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的经验。开展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工作以 来, 我们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 有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 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 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 要积极地总结推广有关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过程中的先 进经验,树立宣扬先进典型,善于用典型来引导和推动工作。通过选择一些旅游 从业人员集居点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示范典型,以点带面,以典型促推广。同时, 要充分利用各地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要开辟专题、专栏,积 极宣传报道旅游从业人员认真学法,遵纪守法和依法维权的事例,积极宣传报道 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营造浓厚的旅游从业人员学 法用法氛围,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旅游工作人员的分散性和其工作的流动性, 对其开展法制教育有一定的 难度,对此,我们要常抓不懈,把这项工作当做长期事业来做。相信我们的工作 一定会取得预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