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的毕业论文
❶ 蒙元文化从什么时候算起
完整的蒙元史应该上及蒙古最初的蒙昧时期，一定比成吉思汗征战早得多，没内有来由的横空出世，说不清一容种文化的源流和兴衰。现在的研究从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会盟开始，被拥戴为大汗的成吉思汗随后统一蒙古各部，蒙古横扫了东方。再早就没有信实记载了，只有未必真实的传说，如《蒙古秘史》开头上溯到他的十几世祖，还有化铁出山等神话，这些和三皇五帝一样，不能拿来正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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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
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经有260多种.迄今为止,"文化"仍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自身同样长久的历史,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的文化史,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服饰文化等等,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样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
"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对"文"作解释较早的是《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物相杂,故曰文.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文字中"观鸟兽之文",就是指观察鸟兽身上的各色交错的纹理.这段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包牺氏重视观察自然与人类自身,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领悟道理,概括为"八卦"来通天地万物之神妙,来分类归纳万事万物的情状.现代科学研究,中国的"八卦"应该看作是逻辑数理的祖先,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八卦"的进位方法.这里主要是用"文"来表示动物身上的纹理.后来,在此基础上,"文"字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文字,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诗词曲赋.其二,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其三,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其四,在礼乐制度和修养的基础上还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成语"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的"文"即指文采和修养德行.总之,"文"在古人心目中,起初指纹理,后来又引申出近十几种引申义.其中,文字,文章,修养,德行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文化"一词的意义最为接近.
"化"的本意有三个方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庄子·逍遥游》中的"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即指变化.《易·系辞下》中"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的"化"即生成,化生也是生成.雌雄构精,于是生成各种动物及某些植物.以上三个本义,最基本的是指改变,变化.即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引申为风俗,风气教化等等."化"字的引申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文化"一词最相近的是"教化",也即伦理德行的化成,如"潜移默化".
"文"与"化"并联使用(但不是一个整词)最早见于《易·贲卦· 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材第2页),其中"刚柔交错"四个字加括号,是今人高补的,原文空缺.这段文字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不能忽略的.这段文字说,日月往来,阴阳并陈,刚柔交错成文,这就叫作"天文".文化教育旨在使人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叫做"人文".治国者观察天文,用以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观察人文,用以教化,造就天下的人.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文",既指"自然变化规律",也指"人对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人文",既指社会变化规律,也指人对人伦社会规律的认识."天文","人文"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文"与"化"分开使用,但整段文字强调的是"以人文教化天下百姓."具有明确的文明教化之意.
西汉以后,"文"与"化"经常一块连用,后来渐渐凝固为一个词.但并未出现现代意义上人们常的"文化"一词.按照古人的理解,"文化"就是" 以文教化".近代(五四前后)在译介西方有关语汇(拉丁文culture)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明","文化"等词,赋予新义,就产生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不过中国的"文化"一词侧重于精神领域的"文治教化",而"文明"一词则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
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津词典》把1510年作为文化的精神, 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
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
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乎有260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3页)"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7页)".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人,客体是指自然.人是指整个人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对立的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各种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比如人脑具有自然属性与生理属性.人类运用发达的头脑, 在认识,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文化,也改善了人类本身.比如说,一块粘土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类烧制,并且绘上图案,成了彩陶,注入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劳动技能就成为彩陶文化.又如一个山洞,人类钻进去只是为了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似乎这个山洞算不上有什么文化味.但一座建筑物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建筑人员的精心施工,把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意境追求通过石头,木头和沙子体现出来了,那么这座建筑物就可称作体现文化价值的建筑艺术.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引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简言之,"自然的人化,也即人化自然是文化的本质."
依照人化自然即是文化的概念,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了文化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分支.比如企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更有大量的实用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广告文化,绿色文化,传播文化,旅游文化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化的分支,都不是我们学习和探讨的重点,充其量只是文化研究的素材.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精神文化,是以文,史,哲为骨干的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人精神生产最美丽的花朵和中国人智慧外化的结晶.
❸ 河套文化与蒙元文化是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华文化。
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回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答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创造了八思巴文，用这种蒙古新字，可以拼写其它各民族的不同文字。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河套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20 年代初发现于河套南部内蒙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一带，前后共发现"河套人"化石23 块，以及大量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物；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文化年代距今约3 一5 万年，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之一。原与宁夏银川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文化统称河套文化，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后将"河套人"创造的物质文化称为"萨拉乌苏文化"，或称"大沟湾文化"。另一个单独命名为"水洞沟文化"，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❹ 元朝给文化带来的灾难
元朝破坏了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出现断层。明朝建立，恢复华夏文明，是汉文化复兴时回期。
首先汉文答化在元朝没有消失，其次蒙古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分支。
元朝时汉文化弱势的时期，但是中国文化随着西征大军扩展到了整个欧亚大陆。
汉文化应该是个广义的范围，周夷入侵结束了上古文化，唐时代应该算是一个巅峰，宋朝理学的出现，似乎开始走下坡路，元时代是文化沙漠时期，小说之类的出现，是因为读书人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做不了官，也出不了名，只好寄情于文墨之间，或是写点东西，希望能将刻有自己名字的书藉之类的传诸后世，明初距宋亡时间不是很远，沿袭宋朝的理学，但经过蒙元的催残，读书人的道德水准已经无法达到理学要求的标准。效果似乎不算很好，明亡，文官集团责任最大，清袭明制，文化上和明朝一脉相承，不过中后期衰落的时候，赶上西方迅速崛起，运气不算太好。以上个人意见
❺ 关于新疆文化的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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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在这片广裹的大地上,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等13个。众多的民族、悠久的历史,为新疆带来了丰富多彩而又底蕴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构建新疆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要了解现今社会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过程分析,其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又有多元文化繁荣和发展的现代元素,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尤其后者是现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构成元素的基本依据。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过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进
新疆古称西域,自进入有史的时期以来,就是一个多种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同在,多种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区域。从先秦开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动的有过众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们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汉人、匈奴人、羌人、乌孙人、大月氏人、吐火罗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来形成的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后,转变成了农耕定居居民,其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绿洲农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从出土文献可知,自西汉时期始,于阗国使用塞语塞文,龟兹国使用吐火罗语文,鄯善国使用汉语文和佉卢文。自魏晋以后,高昌国先是使用汉语文,后又使用回鹘语文。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突厥势力进入西域。突厥语文开始流行起来。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语也成为西域的语种之一。自清乾隆年间起,奠定了西域诸多民族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化格局。两千多年间,语言的融合现象时时在发生,同时某一个民族的人们通晓数种语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说明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族际间的交流和交往。新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处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语种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态性,它是一种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为例,它的多元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时代的创生性宗教都曾存在过;二是指某一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单一,如回鹘人就曾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历史上,新疆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确立是在汉代[1]。因为凡是影响以后新疆地区民族文化发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第一,我国史籍对新疆文化主体的族属有明确记载是在汉代。
第二,张骞“凿空”,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东西文化大规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第三,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并逐渐发展成为前伊斯兰时期(公元10世纪以前)在西域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佛教文化的侵蚀下,当时的西域民族文化带有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域经历了分裂与统一的曲折发展过程。在今新疆境内,民族迁徙异常频繁,民族融合不断发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发展中出现了变异,其表现就是民族文化开始了突厥化、回鹘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这一进程导致西域人文景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时期主要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权衰落,西域进入以唐朝为主,各种势力争夺的历史时期。唐朝时期,大批中原内地的汉人西迁定居西域,汉人在西域的数量骤增,分布区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后改为碎叶))为多,汉文化又一次以强劲之势传播到西域,而且以汉文典籍、边塞诗、汉族习俗礼仪等在西域著称。蒙元时期。西域逐渐形成操突厥语和汉语的成分为主体民族的格局。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域通行,不论在草原地区还是在绿洲地区,伊斯兰教都呈现出从西向东扩展的趋势。在语言文字上,畏兀儿以西、天山以南地区和葱岭以西地区的回回知识分子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为书面语,并逐渐创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东部方言的察合台文;畏兀儿人使用畏兀儿文。
明清时期。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新疆一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而且,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统一,使一种新的合成式的文化产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最终形成。截止到清末,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区,哈密、吐鲁番及伊犁地区,并且随着北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社会发展,不断定居北疆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与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进中就带有多元气息,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现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国家积极支援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现实容貌基本确定。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也是现在的兵团雏形),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发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这些内地群众的进入基本上改变了新疆“少汉族”的局面,直接影响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为现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杂居文化和多样文化奠定了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疆汉族一度跃居人口数量的第二位,人口数量仅次于维吾尔族。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2]。而且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向全社会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兵团总人口为248.05万人,比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人口总数增加了230多万人,目前,兵团汉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汉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汉民族群众在新疆地位的稳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边疆经济建设,而且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和频繁往来,又丰富着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内容。这些就是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由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成绩斐然,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构成分析
现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经在各个方面有所展现,而本文所谈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还包括以汉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为一体但又不丧失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当然这一文化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迁,要论证和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影响文化多元的几个元素———民族意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族际交往、民族节日和民族风俗等进行分析,进而才能得出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这一结论。
(一)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也称“民族性格”、“民族统统心理素质”,是把一个民族的成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般来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弱,人口较少,经济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较强;单一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意识比较弱,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地区比较强。在新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表现非常明显,尤其是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要远远强于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以维吾尔族的民居文化为例,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以后,至明清两代在中国逐渐成为10个民族的共同信仰。这些民族为了适应各地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建筑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过程中,既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识。他们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间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围绕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态具有群落性,构成了显明的特点与个性(如喀什的高台民居)。这主要因为,一是由于他们在其民族内部普遍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宗教内涵及较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强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联系,抵御外部的压迫和歧视。此外,由于伊斯兰教在色彩上是尚绿和尚白的,许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绿色(如喀什的香妃墓)。那富有生机的绿意和纯洁无染的白色,呈现着伊斯兰教的圣俗,绿色是人类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机的展现,看见了绿色,就联想到伊斯兰。因此,喜欢绿色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之一,而且这一传统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差异性一起构成了风格各异的民族文化。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教人数逐渐减少。第二,宗教仪式简化。但是,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且多数群众都信仰某一种宗教,信教群众数量基数较大,宗教的影响甚至渗透到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兰教是新疆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占新疆总人口的58.3%[4]。在南疆地区,宗教对当地的人文、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喀什地区为例,该地区伊斯兰教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伊斯兰教存在时间长,影响大,信教人数多,宗教与民族结合最紧密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喀什地区清真寺约占全新疆清真寺总数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第二,穆斯林人口多。喀什地区信教群众近300万人。第三,宗教职业者多。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职业者管理清真寺,在礼拜时领拜,以及处理和婚丧有关的事情。第四,学经人员多。喀什地区学经人员较多,学经一般几个月或在经文学校是三年,毕业以后,能够在清真寺工作。第五,朝觐人员多。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伊斯兰教义规定凡是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应该去麦加朝觐一次,对穆斯林来说朝觐的吸引力很大。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讨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既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注宗教,认识到宗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殊意义,又要尊重其作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现实影响力。
(三)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今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语言就成为第一需要。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主要信息载体是汉语,在获取传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不学汉语就无法面向全国,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区,2006年全区总人口2010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1%。截止2005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在校学生441. 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5]。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在新疆各地无论民族大小,使用母语人数多少,国家和自治区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基础条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从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创新,不懂得汉语成为掌握和知晓新技术、新信息的一大障碍。在这一形势下,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在总结原有“双语”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提出“民汉兼通”的目标,旨在逐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不断扩大“双语”教学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这一决定的实施,全疆的少数民族群众送子女学汉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乡镇一级的不少汉语学校,民族学生的比例普遍超过了20%,许多学校达到了50%以上。在汉语教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像莎车县佰什坎特镇“双语”实验小学和乌什县阿合雅乡中心小学那样创造条件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和谐新疆建设、实现新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疆范围内普及汉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同时,新疆在少数民族教育中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这势必又将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影响。这种以“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言并行”的双语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或多元性,又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一体性或统一性。因此,这种特色鲜明的“双语”模式,正体现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四)族际交往
族际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区域内人口构成及其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方式。一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新疆自解放以来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维吾尔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有了各民族的杂居,族际交往成为可能和必需,通过族际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变迁和改造,这是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传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过程。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种“混合家庭”其实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族际通婚的状况和程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变迁轨迹。
据中国新疆网的报道,在伊宁市,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增多。伊宁市民政局的一份统计显示,不同民族通婚数量自2001年突破100对达到115对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数量开始逐年增长。2003年有135对, 2004年增加到149对。而2006年,通婚的数量则达到了243对[6]。但同时,根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关于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显示,各民族间均有通婚发生,但数量多少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1)以汉族为通婚对象的民族群体最多,汉族的族际婚姻数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际婚姻发生率较高,如散居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塔城市的锡伯、达斡尔、蒙古等民族。(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间更容易通婚,如维吾尔与乌孜别克、塔塔尔间,哈萨克与塔塔尔、乌孜别克间,汉与满、蒙、回等民族间的通婚较多[7]。而且还分析说,族际通婚难度最大的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通婚。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间通婚为表现的族际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汉族群众由于民族风俗意识的转变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体现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维吾尔族集中的地区,由于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们一时很难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这种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节日
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这更能说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比如新疆各少数民族民族的节日,就有20个之多,本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节日———古尔邦节,来说明其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是新疆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传统盛大节日。时间为肉孜节后的第70天,即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按照习俗,穆斯林人家在节日中都要宰杀活畜庆祝。过节前,家家户户都把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忙着精制节日糕点。节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严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参加会礼。新疆的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时,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广场上都要举行
盛大的麦西来甫歌舞集会。广场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缤纷的伞棚、布棚、布账、夹板房内,铺设着各式各样的木桌、板车、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备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解放后,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节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月12日颁布了《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的通令》,允许免税屠宰自己的牛羊。新疆各地区在传统的“古尔邦”民族节日来临前夕,牛羊活畜市场人声鼎沸,买卖双方交易火爆,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
而新疆的汉族群众仍同全国其他省份的汉族民众一道过着自己的传统佳节,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佳节。从2008年起,端午节和清明节、中秋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这样使得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这些节日,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这些法定节日的推广就意味着他们要尊重和接受汉民族文化。正如少数民族在节日上有一些庆贺和饮食禁忌一样,在新疆法定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日期间,汉族群众也通常在少数民族节日期间给予形式各异的祝福,以此表达对其他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无形之中这种礼节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试想若是在单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单一民族为主的地区,没有文化上的差别,这种“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就无从发生和出现。所以,通过民族节日祝福表现出来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尊重习俗,又印证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深刻内涵。
(六)民族风俗
民族风俗,是指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服饰、饮食、婚嫁、丧葬、礼仪等方面的习惯做法。新疆的多数少数民族不仅在外貌、语言、宗教方面特色鲜明,而且其丰富多彩、习惯独特的民俗民风,更展现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纷繁绚丽的多元文化。这里选取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来说明。
民俗民风。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关于饮食的禁忌习俗。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以面粉、大米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猪肉和一切动物的血。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数民族很重礼节。亲友见面,一般都要握手问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群众在遇到长辈或朋友时,习惯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体向前倾斜30°,并连声地说:“撒拉买里孔木(意为'祝您平安')!”此外,在丧葬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实行土葬。出葬时不许妇女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属均要举行悼念活动,此项仪式叫“乃孜尔”。民族服饰。新疆少数民族的服饰色泽艳丽、五彩缤纷,华丽堂皇,种类繁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爱着彩色连衣裙,戴鲜艳或洁白的头巾,喜爱耳环、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物,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男性爱穿绣花衬衫或袷袢等,维吾尔族男子还多喜欢在腰间系一条腰带。戴绣花帽几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爱好,但又随民族与地区不同而互有差异。如维吾尔族男女都喜欢戴绣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萨克族姑娘喜戴猫头鹰羽花帽;柯尔克孜族青年妇女则喜欢戴红色丝绒圆顶花帽;塔塔尔族妇女尤其喜欢戴镶有彩珠的花帽等。蒙古族男子爱戴呢料大檐礼帽,显得潇洒大方;回族男性则为黑白小圆帽,显得整洁庄重。每逢喜庆节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民族歌舞。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歌舞艺术历史悠久,维吾尔族民歌《新疆是个好地方》《阿拉木汗》《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哈萨克族民歌《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兹别克族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批世代流传的民族歌曲,已伴随着丝路驼铃,蜚声中外,名扬天下。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被誉为音乐之母的维吾尔族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集音乐、舞蹈、演唱、文学、生活为一体,规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音乐创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即都是通过内外两个方面来显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内在性和外在性来描述民族文化的几个元素,除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族际交往外,那么民族风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现。总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可谓“十八般武艺”,个个精彩、个个绝妙,可以确定地说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现代元素,这必将对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产生巨大影响
❻ 蒙元文化
蒙元文化复，是中华文化的制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来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游牧文明，形成了特有的蒙元文化。
蒙古新字是蒙元文化的突出体现。这个在元代官方通用的文字，由八思巴受命创制，又称八思巴文。用这种新创制的蒙古新字，可以拼写其它各民族的不同文字。
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上都作为蒙古黄金家族建立的草原都城和元代的夏都百年之久，以上都为标识的上都文化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汇的产物，也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
❼ 浅析藏传佛教与蒙元文化的关系
藏传佛教与蒙古族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传入西藏佛教的一个分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喇嘛教。这个宗教是以密宗传承为主要特色，在元朝统一后，慢慢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与生活中。使蒙古族的文化打上藏传佛教的标志。
藏传佛教初传蒙古族地区的特点
第一，政治色彩浓厚。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依靠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政权的支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阔端在给予萨迦派藏传佛教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与萨班商议好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忽必烈同样借助宗教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通过八思巴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八思巴也以忽必烈的支持来保证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
第二，迎合心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蒙古人的心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出家的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吃肉等，对蒙古族没有太大的约束，方便他们的修行，蒙古族也需要一种比萨满教更富人文关怀和具一神权威信仰的宗教。
第三，借助萨满教。当时蒙古族的统治者对宗教实行平等政策，传统信仰萨满教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民间的作用依然很大。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时，为使其教义被接受，也往往以萨满教的形式传播。此时的藏传佛教对信仰萨满教的广大蒙古族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当时的藏传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层流行，并未深入到蒙古草原地区。当元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失去依托的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很快消失，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中断，虽然也有部分僧侣留下继续活动，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三次政教结合与三次传播机遇
蒙古族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为藏传佛教能够被蒙古族统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经历了三次政教结合，每次结合都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机遇。
第一次政教结合始于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面，完成于忽必烈和八思巴时期。13世纪，扩张中的蒙古军队需要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混乱的西藏宗教派别都想取得宗教的统治地位。这种政治和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1247年的凉州会面，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创造了契机。此后蒙古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第二次是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不断征讨蒙古各部落，他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崛起的格鲁派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来打击敌对势力。这种因素促成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面，这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获得了第二次机遇。此后，藏传佛教向东蒙古地区迅速传播。
第三次是卫拉特迎请格鲁派使者传教，固始汗进驻西藏。卫拉特遭受了百年的战争，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壮大实力，抵制其他各部的进攻，同时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西藏。这时候的卫拉特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统一思想、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此时的格鲁派面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形势危急，需要卫拉特的军队来保护自己，这种形势下促成了第三次政教结合。格鲁派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大力传播，最终成为全蒙古族的最主要信仰。
❽ 关于元朝名族融合的论文（1500）字
忽必烈时代，蒙元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