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和旅游业

⑴ 孔子思想的影响和认识

孔子的思想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是平民子弟也有受教育权，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他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⑵ 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什么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

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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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

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

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儒家思想核心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法治等德道思想‘’。它对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支援以夯实、筑高舆论阵地，对于社会树立核心价值观以寻求长治久安良策，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对于我们建设保和太和、万国咸宁的和谐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⑶ 孔子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孔子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孔子思想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内，革故、鼎新容，文明、和谐、法治等德道思想‘’。它对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支援以夯实、筑高舆论阵地，对于社会树立核心价值观以寻求长治久安良策，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对于我们建设保和太和、万国咸宁的和谐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孔子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⑷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孔子的主要思想分为：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史学思想、旅游观念、人生观念。具体内容如下：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29]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远游观和近游观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旅游。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主张旅游要健康有度，反对佚游
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也就是说，以骄傲为乐，以到处游玩、游手好闲为乐，以大小宴为乐，都是有害的快乐。可见，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人生观念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⑸ 孔子思想的影响

1.孔子的教育成就：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
（2）教育目标：不仅把学生培养“成人”，而且要培养成“君子”。
（3）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注重言传身教。
（4）教学内容：孔子晚年整理并编撰出“六经”，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六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被尊称为“万世师表”，成为最负盛名的伟大教育家。
2.对亚洲：儒家思想成为亚洲许多国家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1）对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早的是日本。
①儒家的“民本”思想成为自由民权思想家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桥梁。
②儒家的“义利之辨”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道德支柱。
③儒家的“忠孝”观念为近代日本的国家和企业服务。
④儒家的“中庸”概念用来协调日本的现代政治。
（2）对韩国：韩国受儒家影响最深。
①孔子在韩国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每年都举行盛大的“释奠大祭”，纪念孔子诞辰。
②韩国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设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80%的人信儒或受过儒教熏陶。
③提出“文化立国”的国策，挖谁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3）对越南：入学在秦汉时期传入越南。
越南儒、佛、道三教合一或三教融合的色彩比中国浓厚的多，越南人称之为“三教同源”。
3.对欧洲： 明清，以后孔子学说被传到西方，《论语》被译成拉丁文、英文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

⑹ 说说孔子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两千年来有关孔子思想的论述卷帙浩繁，这里只就若干主要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学派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都竞相礼聘懂得《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为他们出谋划策以至帮忙和帮闲。因此，儒家学派有了很大发展。孔子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后也都开始收徒授业，于是孔门后学也就越来越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有差异。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阅历不同、造诣不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己见、各立门户，相互指责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论语》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 “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倦作传解──作者注） 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②这里子游、子夏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教门人弟子以“君子之道”先从何处人手的问题。子游批评子夏有末无本，或重末轻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责难，而认为哪个应该先教，哪个应该后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子夏的意见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等似较近。在《论语》等书中像这类相互指责的话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儒家内部观点不同、相互指责，逐步形成了一些打着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对立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便是所谓儒家八派。此外，荀子也曾经批评过“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等等。在这些儒家派别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为己任的孟轲和荀卿为代表的两派，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思想既有所阐述，也有所补充。发展和修正。如孟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民贵君轻”思想不仅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贵萌芽。在君臣关系上，主张相互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特别提出道德高于王权，王者必以大人为师的观点， 他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 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他甚至认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对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十分可贵。这些言论曾引起一些专制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删除这一类文字，甚至企图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子游这里讲的“本”主要是指仁、礼等而言。荀子在“隆礼”的基础上既重视利，也重视义，一面强调努力耕战以加强国家实力，一面又强调推行王道以争取民心。他说：“传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些思想既没有孔孟仁义礼乐的迂远疏阔，也避免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残刻寡恩，集中两者的优点，为地主阶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礼治理论。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片面地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朝的速亡。为了论证自己的礼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观，认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抗，由性恶强调礼法的规范作用和对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实，孟子主张性善， 荀子主张性恶，两人都是各执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恶这个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为对任何人来讲，性善或性恶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恶归根到底决定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由此可见，当时孔子儒家思想这两大学派，其中孟子除了对孔子思想有一定补充和发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则外，更多的则是对之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有所发展。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学派的开始，而以后的分化和学派的建立陆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对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第二，“独尊儒术”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历史是常常以讽刺性的戏剧形式出现的。向汉武帝提出并被接受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为儒者宗”的今文经学派儒者董仲舒，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这位董仲舒。董仲舒对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1.“三纲”、“五常”是天意所决。前已指出，孔子一贯主张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维持和巩固封建君主宗法统治的思想支柱，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但这里并没有天命神鬼这类的话夹杂其间。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关系还保留着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这一精神则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当时人间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种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这完全是一方绝对顺从另一方的主奴关系。为了证明“三纲”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董仲舒又请出天来助长声势，他说：“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就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是天意所定， 不允许人作任何改变，用天意把这三种关系纳入极端封建专制的框子里去了。在这“三纲”中，君臣关系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纲，他明目张胆地说： “《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②并以天的名义宣布“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即君王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君臣的关系是如此，父子、夫妇关系也类此。这种阴森森的“三纲” 关系不是对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关系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
义妇听的父子、夫妇和顺关系的歪曲和篡改吗！董仲舒生于孔子死后三百余年，这期间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对自然、对天的了解理应比孔子要多些，理应比孔子思想有所前进，但实际上却比孔子还大大倒退了。例如对于“天”，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少谈天，而董仲舒则大谈其“天人感应“，并且认为“三纲”乃天意所决。这难道不是董仲舒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强不知以为知地妄谈“天”吗！ 董仲舒的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前四个仁、义、礼、智原是孟子所讲的四德，董仲舒为了符合神秘的五行之说，加上一个信。其实，如前所说，仁、义、礼、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中的部分德目， 孔子完全是从现实的人世社会实际出发，把它们作为“修己安人”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提出、而阐明、而宣扬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里就变了样。例如，所谓“五常”中的仁和义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认为仁和义作为伦理德目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天的产物、“天人感应”的产物。他的原话是：“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 董仲舒认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 延及群生也。”这里明明讲的是现实的人世问的问题，却偏要把它们蒙在一层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
“王权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会常常和迷信连在一起， 而迷信又常和愚昧连在一起，但利用愚昧进行迷信行为的人，却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颇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编造出来的“王权神授”的奇谈怪论，就是属于这一类。董仲舒把所谓“天”打扮成为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特别是人的祸福的、至高无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论调，把天和人连结起来，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①请看，天不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 了，而人的所有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都是天赋与的；甚至人的喜怒哀乐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连，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调和孔子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呢？可是，董仲舒虽然能够编造“天人合一”的把戏，但毕竟无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间的事，他还是必须叫人管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作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为了神化王权，只好说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 并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又说“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于是，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自圆其说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于天来管理人间事的，这样“天”不是通过所谓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间结合起来了吗？这不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吗？ 实质上，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威，又通过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来统治人、剥削人、压迫人，同时又使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相信这是天命吗？这不就可以欺骗、迷惑一些人特别是愚昧无知的人俯首贴耳、甘心情愿无条件地服从“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吗？他甚至还用测字先生的方法来解释“王“字，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不仅如此，他还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地代天说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儿子（天子）要成为圣主，不要成为亡国之君，因而说：《春秋》之中，视前 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来的“天”对他的儿子，即人间的帝王天子，可谓宠爱备至，并以灾害、怪异等劝告之，以保其专制独裁的王位代代相传，董仲舒热衷于援引孔子的话以显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对此不知作何感想？
3.“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是天志所立。评价古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有所前进还是后退；第二个标准是用现代标准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学术中有哪些还有用处。因为研究古人对现代毫无用处，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多只能当作古董；古董也有用处，但那是另外一种用处。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来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的问题就明其真相了。什么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释：道之太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董仲舒这里讲的道，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指包括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这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是，董仲舒却避开现实问题，利用他的“天人感应”的论调，把这个所谓大道归之于“天”志所立（“原出于天”），这就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颠倒呢？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明确人间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 二是人间的封建贵族专制统治是永恒不变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把董仲舒这段话和在他三百余年前孔子的一段话对照一下，问题就清楚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段话的缺点前已评析，这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加以引用。它明确指出，人间的礼义、人伦等“大道” 都是人在损益中发展的。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就是说，大道之弘扬在人，而他并没说在天。由此可见，用第一个标准来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么远！至于用第二十标准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根据现代科学的论证，整个宇宙包括天在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说它不变，在现代科学面前，实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为古董和反面教员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董仲舒编造出来为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服务的所谓“三正”、“三统”，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实际意义。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绍，乃用以见董仲舒编造这番怪论的用心、何况历史上被其迷惑者也并非无人。所谓“三正”、“三统”，是董仲舒根据传说夏、商、周三代曾使用不同历法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夏、商、周三代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个即子、丑、寅三十月（分别为现代衣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岁首），夏代以寅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为岁首，这就叫建丑；周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子；合称为“三正”。董仲舒认为， 由于子月“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这就叫“赤统”；丑月“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殷“尚白”， 这就叫“白统”；寅月“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因此夏“尚黑”，这就叫“黑统”；合称“三统‘。他说这“三正”、“三统”是王朝兴废改制的标志，是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董仲舒的眼里，历史就是在“三而复”的循环下永远踏步不前，王朝的兴废也仅仅是“改正朔”（“三正”不断循环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种颜色即“三统”循环采用），而“若夫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这些正是表现封建专制社会本质的东西──作者），尽如故”④。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换代时，封建社会的本质不能变动，封建专制君王的至上权威不能变动，所能改动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这就是董仲舒奇谈怪论的实质。中国封建社会延长如此之久，进步因素伸张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⑺ 孔子的主要思想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⑻ 儒家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网络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⑼ 孔子的思想

因为当时诸侯复争霸，仁制义思想不被推崇，不适合争霸需要，而法家思想正好适合大一统需要 ，各诸侯国纷纷采用法家思想进行变法 。仁的思想不被采用是时代的问题，当时法家的思想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如果说没有采纳孔子的思想是失败，那只能说是时代的失败

⑽ 孔子的思想主张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10)孔子思想和旅游业扩展阅读：

孔子经历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

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

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