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旅游中职

Ⅰ 晋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内容

晋商文化主要可分为三种精神。

1、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2、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3、进取精神

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

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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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Ⅱ 论述晋商文化的核心内容及其当代启示

核心内容：晋商诚信文化，
当代启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

Ⅲ 浅谈如何提高中职《旅游文化》的教学效果

在我的教学工作中，作为一名教师，我总认为要做个有心人，让数学真正成为专学生愿学、乐学的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充裕的探索、实践的空间和时间，才能调动大多数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才能大面积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

Ⅳ 关于晋商文化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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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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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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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摘自《山西，可爱的家乡》，新华出版社，1990

Ⅳ 关于晋商文化的资料

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晋商文化，山西晋中地区历史上以物阜天成、人杰地灵而著称，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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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晋商文化

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

“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

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著，近悦远来。

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

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

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

“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

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

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

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

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

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

Ⅷ 谁有关于晋商大院文化的资料啊..详细点的...很急啊...追加100分!!!!!

晋商大院
曾经创造过辉煌商业成就的明清晋商早已离我们远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著述的不断问世，才使得今天的山西人了解到先辈的业绩，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通俗浅显地将晋商介绍给了全国的读者。如今，山西晋中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晋商文化旅游区，因为那里是晋商的起源地，更重要的是，当地集中着五座深邃富丽的晋商大院。这几处晋商大院不仅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华，同时，它也是晋商五百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城的何家大院、阳泉官沟张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氵光）村的曹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乔家大院早在1985年就辟建为民俗博物馆，是最早修复开放的一座晋商大院，更因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几乎成为晋商大院的代名词，甚至连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专家们称：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历经三次大规模兴建、扩建始成今日格局，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余年。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乔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砖墙封闭。大院内，以一条80米长的甬道分隔，甬道尽头是乔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个大院，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

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是在民国十年，由乔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并改建了西北院。乔映霞为乔致庸长孙，人称成义财主。乔映霞思想进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视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座古朴宅院里的少爷小姐们身穿着传统绣衣玩着古老的游戏，而事实上，到乔映霞掌家的时候，乔家子弟们已经穿着西式服装打开网球了。正因为如此，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体现出“中学为休，西学为用”的色彩。新院的风格不变，但窗户全部换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装饰，屋檐下的真金彩绘，也在原来的“麻姑献寿”、“满床笏”等传统创作内容中，加入了铁道、火车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风格装修了客厅，增设了浴室和西式厕所。

日本侵略军占领祁县后，乔氏家族远走避难，乔家大院则通过与教会的关系，挂上意大利国旗躲过了日军的侵扰。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被机关、部队、学校占用。文革期间，一些革命干部曾经准备“拆院建校”，并且拆掉了几间过厅和厢房，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1986年，乔家大院辟为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内，除了明清家俱外，还收藏着“犀牛望月镜”、“九龙宫灯”、“万人球”等乔家珍品。此外，有四块牌匾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是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赠送的“福种琅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书的“丹枫阁”匾额。

1990年，张艺谋筹拍《大红灯笼笼高高挂》时，为寻找一处合适的外景地而跑遍大江南北，其中包括四川刘文彩庄园、阎锡山故居等，均不如意，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乔家大院，才发现这里与剧情珠联璧合，说不清剧本为大院而写，还是大院为电影而建。与剧情不同的是，乔氏家族的门风极为严谨，严令禁止纳妾、赌博、酗酒，为此，剧组在开拍前，专门举行仪式，焚香祈求拍摄顺利。电影拍摄完毕后，剧组留下了数百个红灯笼，悬挂红灯笼，从此成为乔家大院以及其它晋商大院最重要的装饰。而事实上，山西民间传统上并不悬挂剧组制作的长型灯笼，而是悬挂圆型灯笼。如今，乔家大院还专门开辟出一个陈列室，展示该片剧照和部分道具。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介绍，才知道章子怡的母亲也是乔氏家族的外孙女，章子怡前往台湾期间，还曾与乔家在台后人认亲。

祁县是山西为数不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明清之际更是经济繁荣，富商云集。祁县古城以其严谨、周密的布局设计而闻名，以十字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垂直交叉，28条街巷与之纵横贯通，无数富丽恢宏的民居散布期间，仅列入开发规划的就有四大院、八中院、十六小院。渠家大院，就坐落在祁县东大街33号。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目前开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为田喜财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

渠家大院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8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大院内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戏台与戏园。渠家大院目前被开辟为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七大系列28个展室向游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晋商的发展与衰落历史。

Ⅸ 谁可以给我晋商文化游景点的导游词

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坐落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古城内的渠家大院，是一专所以晋商文化为主要陈列内容属的县级博物馆，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家研究晋商文化的博物馆。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当年的主人在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总面积为23628平方米，现已开发出5317平方米，是当时“渠半城”的五分之一。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3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240间。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牌楼巍峨壮观，眺阁玲珑精致，院院之间有过厅，牌楼相隔，层次分明，活泼有趣。屋内屋外彩绘华丽，堆金沥粉。木、石、砖雕俯仰可见，题材广泛，寓意祥和，刀法精良。我国著名考古专家郑孝燮先生由衷地赞叹，渠家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民居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