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与文化再生产

❶ 民俗旅游的民族文化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像，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的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的所体验的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民俗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欲通过民俗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也开始介入到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中。文化资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等，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号等级在现代性和诸如普遍历史、进步、权力政治和审美理想等支配观念之外，拓展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空间。从低俗的、遭人鄙弃的“封建”、“迷信”传统，到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趋之若鹜的文化商品，可以说，这也是民俗文化从一种迷失状态进入了另一种迷失状态的过程。因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剥离其生存状态而越来越变形走样。
究其根本，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俗风情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
尽管旅游开发者试图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异文化感受，但是，民俗文化旅游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一种文化符号，它试图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想像。旅游开发者主张，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什么？是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当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在内容选择时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这种特色与差异的效果，按照人类学的说法，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将会产生的文化震撼，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文化震撼越强烈，而这种文化震撼的强度大小正是旅游部门策划民俗旅游项目的文化心理依据。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下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似乎对少数族群的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尽管政府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所作出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关于进步的信仰以及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少数的、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与“落后的”、“原始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之间划起了等号，这种分类与界定，蕴涵着启蒙运动的理性霸权，理性的政治力量所挟持的求真精神，标榜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历史和人的解放，其实这一现代性信条以“求同求全”的虚妄来压抑多元与差异，只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的另一种传统制度而已。这种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被现代民族国家编织进了关于现代化建设诉求的话语之中，成为一种知识的规范，甚至体现于政治措施的实施过程。这种现代性知识于是演变成了一种规训、塑造、构成主体的权力，并不仅仅压迫着主体关于历史进步以及知识分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把每一个主体塑造成为符合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个体，使其服从并整合到民族国家规范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看到，产生于规训实践的知识在成为一种权力的同时，又强化了规训的实践。被近百年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所规范的主体，教育制度、学科分类、传播媒介、图书馆、展览、历次政治运动等规训体系从制度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文化分类的认识，这种知识自觉与不自觉地规范着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形成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霸权性质，控制了人们对于边缘的、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的知识想像，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对象的知识与想像，日益依赖于专家、媒体的教育、宣传与鼓噪。由此形成的效果不仅仅在于生产了一种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与霸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与霸权业已内化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机制，并且反过来不断地塑造着现代社会制度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自我认同机制的形成，意味着自己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与他者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等形成对照，进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相应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形象。长期以来，现代性话语对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排斥，使之赋予了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也已经将这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成为现代性话语对他者进行压迫最为成功的手段之一。
因此，面对日益发达的民俗文化旅游，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现代性话语命名为迷信、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权利政治与资本已经平等地承认这些边缘话语，我们毋宁认为，权利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兴盛，既是“本土化的现代性”（inigenizedmodernity）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种表述。我们在承认现代性服务于本土文化的重振过程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重振过程实际上也在继续着现代性话语对于民间、边缘文化的霸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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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风俗旅游的开发
摘要:该文从风俗文化的重要性、开发模式、开发原则、开发重点等方面对我国风俗旅游的开发进行分析，对其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一、风俗旅游的概况
二、风俗旅游开发的原则及形式
三、风俗旅游的开发策略
四、风俗旅游开发的意义

我国历史文化，悠远文明，丰富多彩，民族众多，全国55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特色各异、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随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业也正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旅游开发在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本地区民俗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民俗风情旅游活动的开展对社区影响的分析，以及民俗风情旅游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分析，来探讨民俗风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风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风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间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居住、节日、民间歌舞等各方面的风俗风情。旅游学的理论一般把旅游资源分为风俗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其中，风俗文化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人文旅游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婚葬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等，都各有特色，形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景观。这些风俗文化现象，以其丰富的内容，浓厚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构成我国风俗旅游开发的丰富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风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的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占56.7%。目前，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风俗旅游均已蓬勃发展：北美的“活人博物馆”通过仿照当年格式建造的房屋、棚圈、碉堡、果园组成的“移民村”，再现了几百年前欧洲抵美移民的生活，劳动和风俗习惯；科特迪瓦利用其独特精巧的人造面具表现其传统文化，还举办了全国舞蹈节；突尼斯根据西方游客喜欢猎奇的心理，利用本国土著居民的村落古迹、山洞住宅、民族服饰和车马游玩等风俗文化来发展旅游业，已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的旅游大国。在国内，深圳中国风俗文化村汇集了全国几十个民族的灿烂文化，昆明云南民族村也展示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俗，山东省长山岛“渔家文化”以及广东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和连南瑶族风情的旅游开发，也是目前的关注热点。因此，对风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2.风俗文化旅游开发的五种模式
通过对风俗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精选和加工，激发人们前来观赏风俗、了解文化的旅游开发行为，可以概括为五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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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丽江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问题探析
本文从丽江旅游业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丽江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促进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引言

丽江拥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古老的东巴文字、丽江古城、纳西古乐、茶马古道、白沙壁画等。伴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丽江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丽江地区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作为丽江人文旅游资源的代表，关系着丽江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因此，要协调好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实现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丽江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
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饮食文化、土特名优、手工艺、民风民俗等在商品经济的充斥下正在消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动、转换、冲击，给当地的本土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的纳西小孩子都不学母语，而开始学四川话和昆明话，他们认为纳西语是对智利的一种障碍。即使在家里，也有好几个层次，往往是祖父母说纳西语，孙辈就不会说。伴随而至的色情、暴力等外来文化糟粕对丽江社会文化特别是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冲击力不可低估。
（二）管理跟不上，落实不彻底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够全面、管理跟不上等，会给丽江旅游带来压力。在旅游发展中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对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开发，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者的大量进入，超过丽江接待地的接待能力，超负荷运营，给旅游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的破坏等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绿化不够、垃圾问题、河流污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丽江作为云南重要的旅游中心，与旅游城市本身应具有优美环境的要求极不吻合。

三、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一）政府主导
1．制定旅游发展和保护的总体战略规划
无论是从保护传统文化还是从提升旅游产业档次的角度着眼，都应带十分重视发展总体规划的作用。丽江旅游发展在开发和建设时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品资源和名牌，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确保丽江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和在旅游市场上竞争力，实现旅游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数量规模扩张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防止盲目竞争，遵循各种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要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政府的政策措施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特别是要注意抢救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激发丽江人民的在民族文化保护上的忧患意识 ，宣传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思想上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保护意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旅游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求。
3．从实际出发，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条例、法令等
把环境与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以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民族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政策和法令的强制命令，才能从根基上保证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民族文化，打击各种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制定和完善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加强旅游法制建设和法律政策研究，努力运用旅游规划、法规和法律政策来调控和管理各种旅游经济活动，使整个旅游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成立专门研究组织等，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政府财政提供资金保障
纳西文化大多被年纪很高的老东巴掌握，随着老东巴们年龄增长和去世，导致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研究纳西文化等的单位和组织，培养专门的研究和传承纳西文化的人才。纳西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这样关系民族发展的庞大工程必须要有国家的财政保证。
5．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媒体宣传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使他们为丽江民族文化的保护服务，文化产业我们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国外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优化文化产业市场，引导文化产业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对文化产业市场进行监督和控制。要通过各种公共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提高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6．摆正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位置
政府应该发挥其行政力量保证丽江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政府不仅需要在旅游失氛围的营造、旅游地形象的塑造、旅游营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该致力于提愉管理水平、增强管理效率，保证旅游业的正常、良性运行。政府的职能决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等方面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职责。
（二）民间参与
1．以家庭为单位向年轻人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
进一步做好传统民族文化资料的整理工作， 继续收集、整理、制作各种民族文化仪式的音像资料，通过传授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积极对内对外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进行传授工作，培养人们的忧患意识，促使纳西文化的永续传承，为把丽江建成世界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培养其保护意识。
2．积极参加民族传统节庆、祭祀活动
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自然地传习。
3．保护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尽可能地把高新技术成果运用到旅游业发展上，保护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产立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物质基础之上。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东巴文化产品。运用影视人类学的原理，抢救、整理、复原、摄制几个重要的东巴仪式。强调文物保护，珍惜旅游资源，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风貌是发展都市旅游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旅游资源。
4．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优势，政府和民间互相监督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作用,明确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发动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来，监督政府工作，为政府工作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鼓励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专门用于旅游资源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海外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在我国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

四、结论

旅游是人们为了不断完善和充实自身而产生的一种高层次的追求，文化是旅游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丽江发展旅游业应该加强利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秀民族资源，协调民族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贯彻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刘瑾，纳西文化空心化旅游商业化如何保护传统[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3
[2]李瑞，王义民，旅游资源规划和开发[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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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简述我国西部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

您好，我国的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三大部分。前二者
相沿悠久，后者刚刚兴起，但前景十分广阔。自然风光是天然的，是永恒的；历
史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能够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身的传
统，但有局限性，表现在上层的帝王将相和下层的宗教信仰，很难代表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的全貌；就各个分布地域来说，这些历史遗迹只在中国版图上占着有限
的一块地盘，且分布很不均匀。民俗文化却在层次和地域上占着绝对优势。它首
先是民族集体创造与集体传承，其内容丰富，门类齐全，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
到再生产、交易的经济文化，以及人生仪礼和民间艺术的精神文化。若进行比较，
历史文化（例如陵寝、宫殿、寺庙）是过去的文化，民俗文化却是活的文化，既
是传统，又活在民间。例如，春节的社火及其他民间节日活动，无论上层、下层
人民，无论中国、外国都能接受，可以代表民族文化的重要传统。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它的功能决定的。传统的民俗文
化有许多事象正在丧失它们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功能，但能通过游游业的开发，使
它们以另一种崭新的方式保存起来，满足现代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审美的需要，丰
富现代人的文化生活。

❺ 丽江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丽江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
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饮食文化、土特名优、手工艺、民风民俗等在商品经济的充斥下正在消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动、转换、冲击，给当地的本土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的纳西小孩子都不学母语，而开始学四川话和昆明话，他们认为纳西语是对智利的一种障碍。即使在家里，也有好几个层次，往往是祖父母说纳西语，孙辈就不会说。伴随而至的色情、暴力等外来文化糟粕对丽江社会文化特别是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冲击力不可低估。
(二)管理跟不上，落实不彻底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够全面、管理跟不上等，会给丽江旅游带来压力。在旅游发展中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对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开发，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者的大量进入，超过丽江接待地的接待能力，超负荷运营，给旅游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的破坏等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绿化不够、垃圾问题、河流污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丽江作为云南重要的旅游中心，与旅游城市本身应具有优美环境的要求极不吻合。
（三）外部威胁
1.竞争力不强 丽江的旅游产品的品牌建设正处于待开发状态，新产品开发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又由于丽江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同质性，各相同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旅游资源的浅层次开发，导致旅游产品功能上较为单一，多数以观光型、低层次、简单的旅游产品为主，专项旅游产品仍然不足。
2．加入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一方面为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旅游业、云南省旅游业逐步与国外接轨，丽江市旅游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同时旅游开发市场也将向外资开发，国外旅游开发企业，旅游经营管理企业的进入，将使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要求国内从事旅游业的相关机构转变思想，更新管理意识，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3、周边旅游景区带来的挑战 从丽江市区所处的旅游区位来看，南面有闻名已久的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面是人间仙境香格里拉，西面则有刚刚发展起来的腾冲及德宏，这样一种位置一方面使丽江在连接这几大旅游区上起到了重要的集散地及中转地作用。但是，这几大旅游景区的存在，使丽江旅游形象的树立难度加大，旅游市场扩展面临激烈竞争。所以，丽江旅游业的发展面临很多的困难。
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一)政府主导
1.制定旅游发展和保护的总体战略规划
无论是从保护传统文化还是从提升旅游产业档次的角度着眼，都应带十分重视发展总体规划的作用。丽江旅游发展在开发和建设时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品资源和名牌，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确保丽江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和在旅游市场上竞争力，实现旅游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数量规模扩张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防止盲目竞争，遵循各种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要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政府的政策措施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特别是要注意抢救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激发丽江人民的在民族文化保护上的忧患意识 ，宣传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思想上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保护意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旅游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求。 3.从实际出发，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条例、法令等
把环境与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以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民族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政策和法令的强制命令，才能从根基上保证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民族文化，打击各种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制定和完善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加强旅游法制建设和法律政策研究，努力运用旅游规划、法规和法律政策来调控和管理各种旅游经济活动，使整个旅游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成立专门研究组织等，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政府财政提供资金保障
纳西文化大多被年纪很高的老东巴掌握，随着老东巴们年龄增长和去世，导致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研究纳西文化等的单位和组织，培养专门的研究和传承纳西文化的人才。纳西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这样关系民族发展的庞大工程必须要有国家的财政保证。
5.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媒体宣传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使他们为丽江民族文化的保护服务，文化产业我们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国外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优化文化产业市场，引导文化产业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对文化产业市场进行监督和控制。要通过各种公共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提高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6.摆正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位置
政府应该发挥其行政力量保证丽江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政府不仅需要在旅游失氛围的营造、旅游地形象的塑造、旅游营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该致力于提愉管理水平、增强管理效率，保证旅游业的正常、良性运行。政府的职能决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等方面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职责。
(二)民间参与
1.以家庭为单位向年轻人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
进一步做好传统民族文化资料的整理工作， 继续收集、整理、制作各种民族文化仪式的音像资料，通过传授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积极对内对外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进行传授工作，培养人们的忧患意识，促使纳西文化的永续传承，为把丽江建成世界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培养其保护意识。
2.积极参加民族传统节庆、祭祀活动
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自然地传习。
3.保护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尽可能地把高新技术成果运用到旅游业发展上，保护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产立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物质基础之上。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东巴文化产品。运用影视人类学的原理，抢救、整理、复原、摄制几个重要的东巴仪式。强调文物保护，珍惜旅游资源，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风貌是发展都市旅游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旅游资源。
4.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优势，政府和民间互相监督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作用，明确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发动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来，监督政府工作，为政府工作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鼓励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专门用于旅游资源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海外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在我国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

❻ 参观贺州族群文化博物馆作文400字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补充：
以深圳民俗文化村为例，在中国56个民族中，只选取了其中的21个民族作为展示的对象，入选的标准完全是围绕市场化的运作逻辑。以所谓文明发达的眼光作比照，如果一个族群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比较奇异，能够使异文化的外来者产生一种文化震撼，而且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和观赏性，能够满足海外游客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想像，则符合民俗文化村的入选标准，摩梭人的入选，是因为至今仍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生活方式，其民居建筑也比较独特，具有较高的观赏性。流风所致，各地旅游部门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无一不是截取本地区民俗文化的片断，以所谓历史的逻辑将不同时期的民俗文化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带，其实所遵循的逻辑就是文化资本的市场价值。经过市场逻辑筛选的民俗文化旅游事项，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无论其如何运用厚重的历史文化来粉饰、包装，它都是一种无深度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一些地方性的司空见惯的民俗生活具有了审美意义，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大中城市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连同城市购物中心、城市广场的梦境般的幻觉、壮观的场面、混乱的符号一样，旅游者穿梭流连于这些空间之中，这些与背景分离、变化的景象，刺激着人们的好奇与记忆，让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联想，人们投身于一系列泛化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 与此同时，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像，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俗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的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是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像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俗文化旅游过程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的所体验的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补充：
民俗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欲通过民俗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资本也开始介入到许多地方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中。文化资本的某些特殊形式，如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历史韵味的传统文化等等，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并且日益商品化，正是在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民俗文化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原有的符号等级在现代性和诸如普遍历史、进步、权力政治和审美理想等支配观念之外，拓展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空间。从低俗的、遭人鄙弃的“封建”、“迷信”传统，到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趋之若骛的文化商品，可以说，这也是民俗文化从一种迷失状态进入了另一种迷失状态的过程。因为，民俗文化在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塑造地方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也因为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剥离其生存状态而越来越变形走样。 究其根本，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认同各具差异的文化。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将地方文化的形象视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异性特点的民俗风情文化则颇受各种权力政治与经济资本的青睐。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的共谋，作为文化资本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便使异文化旅游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符号体验。尽管旅游开发者试图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异文化感受，但是，民俗文化旅游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一种文化符号，它试图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想像。旅游开发者主张，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精选的原则是什么？是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当地民俗文化越有特色，差异越大，越有吸引力，所以，
补充：
在内容选择时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这种特色与差异的效果，按照人类学的说法，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将会产生的文化震撼，文化之间的差异越大，文化震撼越强烈，而这种文化震撼的强度大小正是旅游部门策划民俗旅游项目的文化心理依据。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下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似乎对少数族群的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尽管政府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所作出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但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关于进步的信仰以及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少数的、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与“落后的”、“原始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之间划起了等号，这种分类与界定，蕴涵着启蒙运动的理性霸权，理性的政治力量所挟持的求真精神，标榜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历史和人的解放，其实这一现代性信条以“求同求全”的虚妄来压抑多元与差异，只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的另一种传统制度而已。这种历史进步的观念以及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被现代民族国家编织进了关于现代化建设诉求的话语之中，成为一种知识的规范，甚至体现于政治措施的实施过程。这种现代性知识于是演变成了一种规训、塑造、构成主体的权力，并不仅仅压迫着主体关于历史进步以及知识分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 ，把每一个主体塑造成为符合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个体，使其服从并整合到民族国家规范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看到，产生于规训实践的知识在成为一种权力的同时，又强化了规训的实践。被近百年来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所规范的主体，教育制度、学科分类、传播媒介、图书馆、展览、历次政治运动等规训体系从制度层面强化了人们对于文化分类的认识，这种知识自觉与不自觉地规范着主体的社会实践，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形成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的霸权性质，控制了人们对于边缘的、民间的、非主流的文化的知识想像，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人们关于社会生活对象的知识与想像，日益依赖于专家、媒体的教育、宣传与鼓噪。由此形成的效果不仅仅在于生产了一种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与霸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与霸权业已内化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机制，并且反过来不断地塑造着现代社会制度关于文化分类的知识。自我认同机制的形成，意味着自己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与他者的趣味、欲望、意见和渴求等形成对照，进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相应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形象。
补充：
长期以来，现代性话语对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排斥，使之赋予了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民间的、边缘的、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也已经将这一系列迷信、落后、愚昧的形象内化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成为现代性话语对他者进行压迫最为成功的手段之一。 因此，面对日益发达的民俗文化旅游，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现代性话语命名为迷信、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权利政治与资本已经平等地承认这些边缘话语，我们毋宁认为，权利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兴盛，既是“本土化的现代性”（inigenized modernity）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种表述。我们在承认现代性服务于本土文化的重振过程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重振过程实际上也在继续着现代性话语对于民间、边缘文化的霸权性质。 具体而言，这种霸权性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种是对民间、边缘文化的功利利用，完全服务于权利政治与资本的利益。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存在着真实性开发与扭曲性开发之间的矛盾。博物馆形式的开发实际上抽离了民俗文化原有的生存空间，成为一种置换了生存场域的文化商品符号，抽象地、机械地而非生态地展示民俗文化的真实面貌，作为消费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了太多的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利益诉求，因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活真实。权力政治与资本将民间、边缘的文化建构成为只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文化工艺品，抹杀了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仍然生活在地方性的文化状态之中，他们的仪式、服饰以及饮食等不同于其他族群或阶层的习惯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当下的意义。如此，民间的、边缘的文化则被现代性话语想像为与历史、过去相联系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也被凝固为一种想像的过去式，与当下无关。而所谓原生自然式的开发方式，则使原住地居民承受巨大的文化震撼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干扰、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与民俗文化的自然状态，原住地居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仿效与追随势必淡化原有的民俗文化的特点与韵味，在某种意义上，原生自然式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是一种自杀式的开发方式。
补充：
旅游开发者也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目前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业已出现，一些民俗旅游村落除了歌舞表演外，日常生活已面目全非，与外界趋同，旅游者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旅游点的市场吸引力日趋下降。从可持续性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首先从清除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的一种破坏性的自我认同开始，这就是现代性话语所强加的、已经内化为这些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认同的形象，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贬损是现代性话语对于边缘、民间话语进行压迫的最有效手段。应该使这些文化的持有者认识到，文化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都应该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另外一种情况是，民间、边缘文化的客体化过程。作为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的民俗文化旅游，权力政治与资本将其定位于一种消费性的文化符号，被纳入到旅游项目中的民俗文化始终都是以被观看、被消费的客体的形象出现，这种自我客体化的形象却怀抱着宏大的空间想像，它以全球化时代的空间逻辑为想像依据，将中国大陆以外的“洋”游客以及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游客作为自己的消费对象，也就是他们成为自己的仪式表演、奇风异俗的消费和观看主体。一旦确定了如此的主客体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的旅游形式暗含着一种19世纪以来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政治意味。为现代性话语所塑造的人们认为，各种奇风异俗与他们熟悉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他们总是难免以一种高位文明享有者的姿态看待“奇风异俗”。正因为这一缘故，路易莎·沙因（Luoisa Schein）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文化中少数民族少女的歌舞表演，与国内外对少数民族文化无休止的消费欲望有关，她将这种趋势称之为“内部东方主义”的兴起。她采用“内部东方主义”的说法来描述中国内部民族之间造就形象和文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表述的“东方主义”代理人变成了从事国内他者化的中国上层人士。她发现，文革后中国少数民族的他者形象，大多由女性代表，将女性表现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却又青春盎然的融合体，并加以非汉族文化色彩的做法，成为屡见不鲜体现民族他者特点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似乎是城市精英文化的对照，两者之间的差别既表明对现代性的渴望又体现了这种“进步”常常引起的怀旧情绪。
补充：
这种霸权是否意味着边缘的、民间的文化失去了其解码功能？在理解民俗文化的他者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文化霸权的实施，被支配者的解码与编码功能——主体性——并不因为霸权的存在而消弭，相反，文化霸权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将对立方的利益纳入到霸权体系中来。所以，在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展示过程中，民俗文化持有者自身充满了矛盾，他们既被他者化，又与外来旅游者存在一种合作与共谋关系，他们在展示自己的文化的同时，获得了“发展”这一现代性的诉求；民俗文化的持有者既与外来旅游者形成现代/传统、发展/落后的对比关系，进而在旅游者与民俗文化持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寻求差异与震撼的旅游心理学，而正是他们各自的文化差异，又成为自我认同的标志。

❼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出自哪里

“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观念，也是他的理论的基内础和出发点，在布迪容厄的文化社会学思想整体中，最关键的是他对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性质的深刻分析。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是分层的社会等级与统治系统如何在代际之间进行维持与再生产而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纳入竞争的与自我延续的统治等级体系而得到解释。作为他的主要概念的文化再生产，实际上又同他的其他重要概念紧密相联系，在这些概念中，“资本”、“习性”、“场域”等是最重要的。

❽ 我国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

我国的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三大部分。前二者
相沿悠久，后者刚刚兴起，但前景十分广阔。自然风光是天然的，是永恒的；历
史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能够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身的传
统，但有局限性，表现在上层的帝王将相和下层的宗教信仰，很难代表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的全貌；就各个分布地域来说，这些历史遗迹只在中国版图上占着有限
的一块地盘，且分布很不均匀。民俗文化却在层次和地域上占着绝对优势。它首
先是民族集体创造与集体传承，其内容丰富，门类齐全，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
到再生产、交易的经济文化，以及人生仪礼和民间艺术的精神文化。若进行比较，
历史文化（例如陵寝、宫殿、寺庙）是过去的文化，民俗文化却是活的文化，既
是传统，又活在民间。例如，春节的社火及其他民间节日活动，无论上层、下层
人民，无论中国、外国都能接受，可以代表民族文化的重要传统。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它的功能决定的。传统的民俗文
化有许多事象正在丧失它们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功能，但能通过游游业的开发，使
它们以另一种崭新的方式保存起来，满足现代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审美的需要，丰
富现代人的文化生活。

❾ 简述民俗的特征。

1、民俗文化活动的集体性：任何一种民俗无疑是一种文化，称之为民俗文化。民俗是伴随着人类群体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2、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性 ： 民俗是习得知识，需要在一代一代中传递，具有时间传衍的连续性，民俗是时间的连续体。是一个地方区域内长期人文积淀的一种客观反映，它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是古老文化的传承，所以传承民俗文化，就是延续古老的文明和人文精神，也是一种文化信仰。

3、民俗文化活动的地方性 ：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是以人世代相传，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如春节活动等具有全国性特点。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同一种民俗事象在各地会出现不同形态，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4、民俗文化活动的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显明特征之一。

5、民俗文化活动的丰富性 ： 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今天56个民族共处的状态。同一种民俗，在中华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各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都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特性，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活动。

6、民俗文化活动的实用性 ：开展民俗文化活动的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民俗文化服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民依赖民俗开展生产，繁衍后代，寻求精神愉快。

❿ 旅游资源的特点

不同于土地、矿藏等传统资源，旅游资源一般具有广域性、区域性、不可移动性、多样性、永续性等特点。
（1）旅游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十分广泛。可以说，在地球上任意一点都有旅游资源分布。如在人口密集的陆地上有人们熟悉的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像黄山集地质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于一体。城市有体现人类智慧的现代建筑，乡村有浓郁的民俗及田园风光，人烟稀少的山区、沙漠，有原始、纯朴的自然风光；在无人居住的陆地上则有人们不熟悉的特色景观，如南极的冰雪；在海洋中有波涛汹涌的海浪和一望无际的水面，有奇特的海洋生物；在天空有瞬息万变的气象景观。可以说，几乎在地理圈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有旅游资源的存在。
（2）旅游资源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各种旅游资源既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使旅游资源产生区域性差异。如海岛低地、热带风光、椰林竹楼、高山积雪、沙漠驼铃等特色旅游资源，均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不仅自然旅游资源受自然环境影响，人文旅游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环境决定。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中，为了获取适宜的生存条件，不得不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因而，人类创造的各种人文景观及文化遗产，也都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留下了区域特征的烙印。以民居建筑为例，四合院、小胡同是老北京的标志，窑洞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民居，内蒙古牧区的牧民则主要居住帐篷与毡房，西南部潮热地区的居民更喜欢所谓“吊脚楼”，等等，这些民居的特点都与生活地的自然环境特异性密切相关。
（3）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各种特色旅游资源一般都集中分布在与其地理环境、区域环境相适应的地区，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区域特征。这正是旅游资源个性特征——不可移动性的体现。与这类地方色彩、区域特征相适应的是自然环境的个性特征，离开了个性特征，建立在特色、个性基础上的内涵与吸引力将消失或者大大降低。例如，把少量的秦兵马俑运到外地去展出，由于数量有限，且脱离了兵马俑博物馆周边地区强烈的“兵马俑”氛围，一方面，人们很难感受到深厚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由于数量上与兵马俑博物馆相去甚远，人们根本无法感受两千年前秦军兵强马壮、气势磅礴的阵容，体会秦始皇统帅百万大军“横扫六合”、“北却匈奴”、“南平吴越”，统一中国的宏伟业绩。再比如湖南、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的吊脚楼，作为景点被移造到其他地区后，游客通常很难理解为什么费那么大工夫建造似乎没有什么用途、还要不停爬上爬下的小竹楼。这也是许多仿造旅游景点共同面临的问题：仿真、逼真，甚至以假乱真，但由于缺乏区域环境的烘托气氛，使游客难以感同身受。因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属地原则，即在旅游资源地进行开发，而不是把资源迁移到其他地方，制造“人造景点”，为开发利用而开发利用。事实上，大量的旅游资源也是根本不存在迁移可能性的。
（4）旅游资源具有永续利用性。旅游产业之所以被称为无烟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就是因为旅游资源一般都具有永续利用性。对于大部分的旅游资源，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一般不能将其像食物一样地消耗掉。如自然山水风光、城镇风貌、名胜古迹、园林建筑等所形成的旅游资源，只是供旅游者参观游览，旅游者能带走的也只是对它们的各种印象和美感，但绝无可能把这些旅游资源也带走。再如黄山风景区的招牌——迎客松，尽管每年都有百万计的游客观赏、与之合影，但迎客松依然时时在迎客。由于这些资源不是实物消费形式的资源，因此，它们可以长期地为人们所利用。当然，也有少量的资源，如食品类的、消耗性的，在旅游活动中会被旅游者消耗掉，这在农家旅游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些消耗性资源需要进行自然繁殖、人工饲养、栽培和再生产来补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使用也是相对的，在旅游过程中这类资源也会出现退化，甚至消失，因此即使是长期使用资源也必须进行可持续开发，如黄山风景区对各景点进行轮休，即每一个景点在接待游客几年后就封闭一段时间，使该景点内的自然植被、生态环境能够得以恢复。所以在开发利用中，需要重视通过各种保护措施，一方面减少其自然的、人为的破坏，另一方面进行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等，延长资源的使用期限。
（5）旅游资源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大多数旅游资源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或文化属性特征，蕴藏着一定的科学性和自然的或社会的哲理。从这一层面上，旅游活动不能仅仅停留在休闲、猎奇的水平上，更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观光、游览、参与和体验，在得到各种美的享受之外，还能丰富阅历、增长见识。例如，各种绚丽景色、博物馆、遗址遗迹、经典建筑，除了增加人们的历史文化知识外，还能激发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激情、激发人们的思维。所以通过旅游活动、通过欣赏美景，常常使一些思想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产生一些思想火花，甚至创造出历史。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每到一处名山大川，都会因景而发，留下脍炙人口的景点诗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虽是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要获得这种文化享受，往往需要旅游者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当然，旅游活动真正的内涵，实际上正是通过对景点的某些文化内涵的欣赏与领悟，找到旅游者与景点之间在心灵上的谋和点，是进行旅游增值开发的关键，也是旅游产业与旅游资源长期、永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旅游开发不仅应深入研究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而且更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蕴涵于景观的文化内涵充分地展现给旅游者，使其由单纯的表面旅游演化为内涵旅游，从而增加旅游资源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