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旅游

1. 有没有全面的宏观的梳理朱大可的人文思想对当代贡献的文章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都是相对单本书的评价。

我试验的答一下：

黑暗时代的启明：朱大可

作者：玻璃村

在神圣的黑夜，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

文化批评家、文化学者、随笔作者、符号学家、教授、文体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等等身份集于一身的朱大可，因其隐喻性写作的歧义性、犀利性与批判性，处于争议的旋涡。不少欣赏者孜孜不倦的模仿着他的语言（朱语），却无一不令人沮丧的失败。这失败从反面应证了朱语的不可模拟性与独一无二性。厌恶者只会用“华丽”这个词汇来形容他的文字风格，却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语义，更无法进入他的思想之门。将根深深的植于文学内部而从事写作的博尔赫斯说“或许，历史的调子就是几个不同的隐喻的调子”。这是作为图书馆馆长的书籍阅读者对人类历史的全部看法。我赞同他。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史的调子，不但在朱大可的文本里隐喻的存在着，而且穿越过朱式文本在黑暗里闪烁着孤独的启明光泽。

1语言的炼金术士

一些人注定无法穿越朱语的迷津，他们找不到可以借渡的舟楫。目前那些自诩窥破朱语秘诀，引袭朱语批评用语的模拟者，恰恰学来的只是朱语的一些皮毛。因这是朱语最易学到的一部分。他们仅仅纠缠于词，仅仅对朱式词汇进行表面的租借，就以为自己洞穿了朱语的奥秘，这看法与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若 “审美疲劳”、“学术超男”等从“文化口红”这个词汇衍生出来的模拟词汇。这些词汇终究只是模拟词汇，这些模拟词汇单单是漂浮在模拟者批评文本的水面，不能与别的词汇一起构成批评杀伤力，从而论证出一针见脓的、道出事物本质的真知灼见。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在世界史的遥远的开端，鹦鹉模仿了人的聒噪，而人试图模仿上帝的完美。”“这些大师外部特徵的副本，不是真葡萄树。”①那么真葡萄树在那里呢？好奇心引诱着我一直凝视与倾听着朱语。我期待着秘密之门对我开启。当某一天这巨大的视觉之门与听觉之门在我的面前訇然洞开，我看到了一条幽深的思想隧道，我听到了思想者孤独的脚步声响若洪钟。

显然，朱大可的语言与思想在书写《燃烧的迷津》的时候已自成体系。我相信，朱语最早的形成，起因于朱大可对他生活场所中处处可见的国家主义权力话语的强烈不满。在八十年代，大陆的书面语言，多属鲁语和毛语（朱大可最早提出）。朱大可是那种极为罕见的对语言极度敏感的话语天才，他很早就洞悉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原创精神的反抗型思想者，他的思维决定他的文字讨厌俗见并反抗权力。他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本是他的堡垒，词汇是他的弹药。德国《法兰克福》报曾将朱大可称为“中国的本雅明”。如若将朱大可与本雅明都譬喻潜入历史的“深海采珠人”②，那么朱大可则比本雅明更多出一层任务：他首先必须在国家主义权力话语所凝冻的时代坚冰上凿开一个洞窟，而后才能在历史的深海里采摘东方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的珊瑚与珍珠。语言的叛乱就此发生。他来了，他看到，他炸开坚冰，他采摘，他重新命名。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平凡可见的词语，废墟上高高垒起的瓦砾， 经过他练金术士般的话语之手，秘密挑选、蒸馏、提取，从而在朱式文本里以反讽与正谕，戏仿与颠覆，隐喻与转喻等相互辉映的话语编织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再现。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朱语的迷津恰恰就在这里。谁单方面地纠缠于朱语的能指或所指的迷宫，谁就不能到达朱语所要表述的真理。而朱语的能指与所指，时有分裂、疏离和歧义，因而弹性十足，充满活力，处处打上了个人风格的徽记。从而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语义。这是隐喻性写作的后果。而隐喻性写作，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形成书写者独特的风格，另一方面却因风格的存在使得作品的阐释歧义乱生。卡夫卡就是这一方面的例证。同样，朱大可的隐喻性写作，一方面奠定了他为中国当前独一无二的文体学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有碍于朱学思想的传播、翻译与阐释。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所有有着强烈个人书写风格者无法摆脱的困境。

2终极真理的启示者

神学家、先知、文化仙鹤等国内媒体对朱大可身份定位的称谓，我只想提及一个，那便是已故文学批评胡河清所称的“文化恐龙”③。虽然这称谓夸张、怪诞、宛若箴言，却因它触及了朱学思想的深层，并道出了三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我的注目：1朱大可身上有着远古大哲的野性气质，而这正是他灵魂里最为珍贵的一部份。2相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朱大可的思维，是野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目前只存留在少数优秀的思想者身上。3正因为朱大可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存在，它照亮自身文本的同时，澄澈的反观出我们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了的悲怆面目。

谈到这里，我略述一下我对野性的思维的理解。我认为野性的思维是一种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并存的多值逻辑轴思维方式。列唯·斯特劳斯如是说：“野性的思维特征在于它的非时间性：它想把握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而且它从这个世界中得到的知识与由挂在相对的墙壁上的两面镜子很相像。它建立了各种与世界相像的心智系统，从而推进了对世界的理解。”④并由此指出，费洛伊德的伟大天赋，在于他的神话性思维。而神话性思维是一种修补匠的工作，它需要在巨大的、不曾异化的想象力为基础，重新修补焊接神话。正是这种非时间性的直觉，使得费洛伊德的创立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同样，也是这种非时间性直觉，使得朱大可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对世界的澄澈理解，并建立了他的“广义流氓学”。⑤有人无知的嘲笑朱大可对“流氓”一词的泛化，可惜，这是中国社会的最为真实的写照，真实到令我们局促不安。他看到的，我们看不到。他明白的，我们不明白。我们在丧失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受力的同时，亦丧失了想象力与创造力。我们只知道用记忆积累来掩饰自己的苍白，却不懂得观察、洞悉、创造、想象。

《信念的诞生》一文里，朱大可阐释清他对基督、佛陀、老子的道的理解，并给基础信仰、中间信仰、终极信仰每一等级进行了朱大可式的分类：（1)终极信仰：道和上帝等一切形而上地存在着的绝对真理及其代码；(2)中间信仰：母亲、家园、祖先、民族、国家、政党、权力、各种世俗道德原及其代码(如龙)；(3)基础信仰：(又称工具信仰)A.生殖器、性及其代码；B.货币、一切被货币定义过的器物及其代码。

终极信仰是个什么样信仰？有人曾言，朱大可的终极信仰是个模糊不清的信仰。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朱式文本的误读。很明显，朱语继承了古汉语高度凝炼的这一特征，他从不重复自己的观点，亦不反复饶舌的去论证。朱语是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消息。他的《洗脚之歌》、《流氓的精神分析》、《流氓的盛宴》在进行文化分析的同时一脉相承的谈论着这三种价值。他启示，但不妄判。他指引，但不决定。这和他本人言简意赅的气质有关，更与他对先知一词的深刻洞见有关：“在我看来，那些真正伟大的先知，诸如耶稣、老子、佛陀，他们从来就是些启迪者，坚定的向人们提供有关真正处境的消息，以及改变这种途径的若干方法。只有伪先知才自称能够决定他人的命运，并向着速朽的荣耀大步推进。”⑥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朱大可与本雅明的文本的本质不同。本雅明属于他自己所描述的波德莱尔的那一类人群里的“游手好闲者”。童年时代良好的家庭环境，意识到文人在工业时代即将来临的灭绝，有意无意的增加自己文字的“生产时间”，所产商品却无有雇主的过问，皆导致了他们有大量的时间闲荡在街头，观察人群，融入人群，并在人群里做孤独的末路贵族式的、故作优雅的闲暇英雄。⑦朱大可显然不是。他走路步伐快捷，目光所过之处，很快的捕捉到他所要捕捉的信息。他无有“游手好闲”的时间。他关注的范围更为广阔。两个人唯一相类的地方在于他们皆在诗意的思考，皆在批评领域建立了一个新文类。朱大可在融入人群，观察人群之时，思考的重点是人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如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自救与他救的问题。而本雅明思考的更多的却是文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商业社会植入都市人群的自杀基因。同样面对传统的断裂与传统的庞大废墟，本雅明无法笃信，朱大可却是一个真正的笃信者。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他要再造出一个上帝来：“终极信仰，就是人在世界上仅存下他一个的时候，还要起草关于未来的报告。正是这种自救的激情帮助笃信者克服存在的大限，企及个人主义神学所描述的那种最高幸福。”⑧很显然，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与个人主义神学的全新结合，这里面既有《西西弗神话》里西西弗的悲剧英雄的形象，并有朱大可个人主义神学信仰的无法熄灭的伟大激情。

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桑塔格在回忆罗兰·巴特时曾说，巴特面对着一个雪茄烟盒，都能归纳出好几种看法来。朱大可显然也有这种天赋的归纳能力。只要熟读他的文字，我们便能看出，无论何事、何人、何物，在他的笔下，皆可分出一二三来。若《五四新语文运动的五大发明》、《帝国暴力美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女胸的三种历史语义》、《民族柱的权力美学》等文章，皆顺手捻来，妙语连珠，亦庄亦谐，却视角独特，条理清晰，一针见血。一个人强大的分类能力来自于哪里？我认为这来自于他对美的敏锐感受力。良好的审美观本身便通向分类学领域。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闪现着罕见的艺术光芒，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品中思想的玫瑰朵朵怒放。他给中国的批评界、文学界以双重的奉献。他模糊了批评文本与艺术文本之间的界限，他给汉语建立了一个新文类。我更愿意将他称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对无法解读朱大可批评文本的读者而言，2007出版的《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条理解其艺术修养的最佳长廊。这本闪现着智性光辉的书籍，体裁博杂：有散文、随笔、书评、先锋小说以及诗歌等等，但皆涉及到一个核心，那便是汉语写作本身。在《书架上的战争》一文里，朱大可如此谈及他对中国人记忆的看法“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体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显然，面对着一个容易患失忆症并充斥满以编织蕾丝花边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官方文人的民族，朱大可试图以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来修复我们千疮百孔的文化记忆体系。他应用他罕有的书写天赋，编织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朱式散文：既镂刻又反思、既轻逸又厚重，既抒情又思辨。这是一种字字珠玑的阐释性智式散文。正若本雅明论及普鲁斯特书写特征时所说的一句话，我必需在此引用：他“在记忆的蜂巢为他思想的蜂群建造起蜂房。”
在《小说烧杯和炼金术》里，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朱大可书写的小说。这个聪明人，他不但洞穿了语言与思想的秘密，还洞穿了寓言小说的开放性与拒绝阐释性。《罕达奇迹书》是最令我震撼的一篇小说。事实上它已经超越了一些曾经被称呼为先锋小说家的先锋作品。“罕达”这个乌托邦地名，隐喻着稀有到达者之意。小说以寓言的体裁承载，却闪现着诡异的童话光辉。当握有罕达秘密的小老王在监狱里将飞嘴一步步引向他所要到达的绞索时，我们才会发觉这个故事是反童话的。那么“罕达”究竟隐喻着什么？语言？社会？死亡？救赎？历史事件？……它是开放性的，可任谁也难以穷尽的阐释它。然而，它同样的事关民族记忆。
组诗《妹妹》是一组可以与聂鲁达情诗相媲美的诗歌。这组诗歌是朱大可对他所炽爱的汉语的深情呼告。在这组诗歌里，情欲的修辞与叙事的修辞达到了高度的互文性。一声声妹妹的呼喊凄婉悠长，撼人心魄。虽然他自己在后记里呈述了对汉语“盲肠”化命运的悲观预言，但《妹妹》的第八章《哥哥的招魂辞》却泄露了他永不退缩西西弗斯般的存在主义英雄气质：“妹妹啊，我永恒的妹妹/你就坐在枕边，笑颜如花”。显然，日渐垃圾化的汉语书写就是他所要搬动的那块巨石。我看到他将巨石一步步推上山去，他所深爱的“妹妹”坐落在他的灵魂深处与他融为一体。
4反抗自身的反抗者

纵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记忆的红皮书》以及朱大可目前所撰写的古器物、建筑物符号分析的系列文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他的语言，在《流氓的盛宴》中纪录中国社会从1980——2006这二十余年的话语转型的同时，自身亦轻盈的转型。这种话语的变更，显然是考虑到传播之故而对读者做出的轻度妥协。他的研究对象，从终极价值（《信念的诞生》、《亚细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等系列神学研究文本）→中间价值（《洗脚之歌》、《流氓的盛宴》等系列涉及国家、家园、权力的中间价值研究文本）→基础价值（《灵玉的精神分析》、《民族柱的权力美学》等系列涉及基础价值的研究文本），呈现了一个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从精神到物质的全景式研究谱系。他的声音越来越令人亲近，他的文本越来越归于澄明，他的思维（由下到上）与他的研究方向（由高到低），呈现着一种有趣的倒转镜像。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思想者自给自足的平衡，一种内心足够强大的哲人的回溯性反思，一种反抗者从对外部世界的反抗，最后发展到对自身的反抗行为。或者，这便是朱大可永葆写作青春的秘籍：他的内心在笃信终极信仰的同时，不断的调整他自身的声音、语言、观点、姿势以及那深不可测的思维方式。

在一个平庸支配一切的年代，多数旧有的所谓知识、思想、文学先锋，不是向俗众投诚，就是其创作生命力衰竭倒退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而朱大可却展示出一种天才独有的，随着岁月的推进，激情更为飞扬的逆向创作青春。他的思想越来越先锋、越来越有力，但他并不冒昧激进，而是始终保持着一份恰当的、客观的理性。他颠覆，但不疯狂。他解构，同时建构。而每当同时代的人们，面对任何一种前无仅有、独一无二、远远超出他们能定义的美好事物时，总是喜欢追源历史，用一种约定的俗语来赞美他们所发现的事物。若美的像海伦一样，中国的巴尔扎克等等。我不赞美这种俗论，我等待着这样的一天，这一天必将被未来的人们所证实：看哪，这个人，他的作品像中国的朱大可！

摘自朱大可《燃烧的迷津》。
汉娜·阿伦特曾将瓦尔特·本雅明誉为“深海采珠人”。参见阿伦特所著《瓦尔特·本雅明》。
参见《胡河清文集》。
参见列唯·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参见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摘自朱大可《信念的诞生》。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
摘自朱大可《信念的诞生》。

2. 朱大可的主要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神话》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文化批评》（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文化批评教材）等书。
1《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的话语，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共八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文化年鉴日文译本为《中国文化总览》，由日本好亚出版社出版。）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话语的闪电》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6《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7《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8《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9《文化批评》
本书是中国学界首部文化批评原理，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现状，全书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符号生成与读释，神话与文化意识形态，身份、权力和文化认同，身体与性别，器物文化与生活方式，空间政治和文化地理，时间与记忆，感官文化等论题，全面阐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评的主要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神话》《审判》《时光》《乌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选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朱大可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

3. 中国文化传承的人和事

1、造字圣人：仓颉

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历史记载，轩辕黄帝兴起之后，黄帝的史官仓颉、沮诵受鸟兽足迹的启迪，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呕心沥血数十载，搜集、整理流传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

仓颉后来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

在仓颉发明文字之前，中国当时的主要记事方式便是“结绳记事”，但这种方法只能记录简单的事件，且随着时间推移，辨识度也极低。而仓颉的赫赫功绩正在于“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使得中国文化的传承成为了可能。

2、毛笔改良者：蒙恬

虽然目前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蒙恬之前毛笔就已经出现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蒙恬改良了毛笔的制作工艺，在文字书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最早出现毛笔的墓葬是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和湖南省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其中出土的毛笔笔竿细长，笔锋均为2.5厘米，略长于现代小楷毛笔的笔锋。其制作方法是将笔毛围在笔竿的一端，以丝线束紧。

3、造纸先驱：蔡伦

虽然目前对于谁发明了造纸术仍然有争议，但东汉改进造纸术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由于“蔡侯纸”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和便捷程度，从而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4、印刷术：不知名的发明者和毕升

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于书籍开始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在唐朝和宋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这使得书本的造假开始迅速降低，为文化的大范围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5、儒学大师：孔子

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复述，也是传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积累发展的主要方式。

没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传承，孔子以后儒家对六经的不断解释和自觉传承对中华文化的久远传承发挥了根本性的示范和作用。

4. 朱大可其人及作品

朱大可 （1957~），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编辑本段]著作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已出中文版六卷，日文版四卷）、《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等。 [编辑本段]主要经历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编辑本段]人物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已故）朱大可(1898—1978)，名奇，别署莲垞。祖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父朱丙一，清末任宣平县知县。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
朱大可毕生勤于治学，博览群书，而不囿于旧说。对国学的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对古文字的源流辨识，尤多迈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早年著作散见《东方杂志》等刊物。三四十年代，国家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大可身处此时此境，淡泊明志，从不攀比牵附，俯仰于人。抗日战争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的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来又坚决拒绝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这一时期，不再发表诗文，而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
朱大可兼擅书法，曾学曾熙(农髯)、李瑞清(梅庵)，所作行楷，摈碑体的矫揉，脱帖书的软熟。晚年专作古籀，兼谨严秀拔之长，为人所重。以诗鸣世。名诗人陈衍在20年代末曾选清末民初旧体诗佳作，辑为《近代诗钞》，入选的诗人中朱大可最年轻。他的好些名篇佳句，为人所传诵。陈鹤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誉：“朱十以后，复见此才”(朱十即朱彝尊)；名词人朱祖谋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相比拟。妻孙慕征学蚕桑专业，能诗，人评为“饶有唐音”。
朱大可著作已出版有《古籀蒙求》等。遗稿有《周易复古篇》、《石鼓文集释》、《耽寂宦自选集》等。

5. 朱大可的相关言论

1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 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
2关于鲁迅的言论
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朱大可写到：“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访谈《我就是鲁迅的孩子》中说：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 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6. 文化界有几个叫朱大可的学者

朱大可

（学者、文化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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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他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朱语”对中国文化现状和社会弊端制造了许多激烈的、尖锐的批评；他学识渊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茅盾文学家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号《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朱大可入选，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中文名
朱大可
民 族
客家人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57
职 业
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家
毕业院校
悉尼科技大学
主要成就
发现并证明全球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中国文化守望者”
代表作品
《华夏上古神系》《流氓的盛宴》《燃烧的迷津》《孤独的大多数》“朱大可守望系列”（5卷）
目录
1 个人履历
2 主要著作
3 相关言论

个人履历编辑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
朱大可
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
朱大可
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2007年时）。“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摘自《怀尧访谈录》）

主要著作编辑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神话》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文化批评》（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文化批评教材）等书。[1]
1《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的话语，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
《记忆的红皮书》
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共八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文化年鉴日文译本为《中国文化总览》，由日本好亚出版社出版。）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三卷)》
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话语的闪电》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6《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7《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孤独的大多数
8《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9《文化批评》
本书是中国学界首部文化批评原理，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现状，全书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符号生成与读释，神话与文化意识形态，身份、权力和文化认同，身体与性别，器物文化与生活方式，空间政治和文化地理，时间与记忆，感官文化等论题，全面阐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评的主要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神话》《审判》《时光》《乌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选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朱大可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

相关言论编辑
1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3] 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4]
2关于鲁迅的言论
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朱大可写到：“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5]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5]
朱大可在访谈《我就是鲁迅的孩子》中说："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6]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 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7]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1]

7. 如何评价朱大可所著《华夏上古神系》

朱大可这本《华夏上古神系》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非常丰富，除了神话学，还有语言学、音韵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符号学、民俗学······从这些学科以及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耗费研究时间是惊人的，作者在书中有过自述： “本书的写作，可谓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早在20多年前，我便发现了全球神名音素的同一化现象，并就此着手对上古神话的探究，其中的部分观点，写入《禹：中国民族精神的话语起源》（原载《戏剧艺术》1994年1月号）一文，但因出国旅居和其后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介入，这项计划被反复打断，但最终在20年之后，在当代生物学成果的鼓舞下，以近50万字的篇幅，形成一个极为粗陋的学术文本，记录了关于中国神话起源的主要心得。这部书的写作，消耗了大量智力和体力，以致我在本书完成之后，几乎变成一个身体虚弱的“病夫”。

全书从《山海经》这本晦涩的奇书开始引入，这本所记载看似似是而非的作品里面一直以来就引人入胜，但是又晦涩难解，朱大可认为这本书留下了许多上古神话的密码，代表着昔日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他提出了自己对神话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庸俗的历史主义解读，让我们理清楚神话在流传过程中的原型、镜像和变异，所有的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影响。
基因学、生物学的研究非常有力的论证了全体人类非洲起源的说法，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在提供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只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企图论证中华文明是隔绝世界文明共同体，独立起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种意愿的学术反应。
想想人类最早共同的祖先，非洲智人从非洲起步，以每天4、5公里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带着共同的神话记忆，其中的一支从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在太平洋东岸堆积，聚居，一部分北上度过白令海峡去了美洲，多么有意思的一次文明迁徙。朱大可先生提出了最为世界神话最早原型的非洲巴别神神话体系，论证了埃及神话、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国文明之间的相互惊人的关联性。大迁移时代是新旧图腾交换的时代，很有意思的是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大洪水的记忆，诺亚方舟、大禹治水，同样也都有共同的龙蛇崇拜，惊人相似的考古文物符号。
在华夏文明黄河文明中心论之外，还有独特的三星堆文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这些文明形态其实也在佐证着华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在上古时代的链接。朱大可重新梳理了华夏上古神话里面神与其他文明神的共同原型。女娲作为大母神、水神、蛇神与埃及神话中的努特、《圣经》中的诺亚等原型的关系，日神舜与希腊神话老一代太阳神赫利俄斯的相似、伏羲起源于印度的伐楼那，火神祝融与波斯苏鲁支，大禹作为地神与埃及神话中的盖布和索贝克之间的关系、嫦娥作为月神与印度神话中的原型，西王母与印度神话中的湿婆（西瓦）在语音、功能、文字记载的形象上的相似性，后羿与埃及神话中的涅伊特·····
这本书堪称一部世界上古神话的地图注解，长久以来太被思维局限忽视的关联与发现，第一次被这样清晰的揭示出来，让人阅读时候也不得不佩服，研究方法变化，思路打开会得出如此惊人、新奇又大胆的结论，即使你不认同，愿意反驳也不得不佩服作者这个研究角度的新颖，观点结论的精彩~

8. 朱大可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学什么专业，好神奇啊学

可参考这段材料：时间追溯到1994年，作为文化学者的朱大可，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惊异地发现，那些在传统文化当中备受称颂的英雄人物，大多都是一群丧失家园的人：大禹以及后来的客家人，是丧失土地家园的代表，从与土地分离开始，然后进行种种回归的努力，最后完成与家园的重新汇合；而孔子、墨子、荆轲，甚至李白、杜甫等人，乃至《水浒传》当中的诸多角色，都是国家家园的丧失者：一方面国家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这些失国者又一直寻求找回能够庇护自己的国度；第三类人丧失的是灵魂家园，竹林七贤、唐寅、徐渭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一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另一面又竭力从这种处境中逃出来，试图获得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民、游民、灾民”，政治学中的“流放者与流亡者”，文化学当中的“痞子和玩世者”，美学领域的“侠客和隐士”，古典哲学中的“游人”，犯罪学中的“流氓犯”而作为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承载人群，则包含了“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游民”等形形色色的群体。“流氓话语”的时代流变尽管勾勒了流氓群体的范围，但朱大可并无意于描述这些群体的具体生态，他更关注的是这些群体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去表达，以及这种话语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流氓’来说，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都是次要的，只有他们的话语方式才是主要的，也就是话语决定了存在。”朱大可说。朱大可将“流氓”的话语体系称作是“流氓话语”，它最常用的方式是用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通常状态下，流氓群体总是国家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他们用“流氓话语”进行表达，用流氓主义对国家主义进行消解和解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流氓主义也会被国家主义所利用，形成两者合流的“流氓国家主义”。从“流氓话语”体系的角度查看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众多文化图景，都有了全新的解释角度。从一个“流氓”的精神成长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可能信奉“潇洒主义”，无论是港台流行歌曲，还是卡拉OK的唱词、影视剧作，“潇洒”都是一个受到追捧的词汇，相对于“前文革”时代的整齐统一，集体主义，潇洒是对个体的复苏，是一种时尚化的美学。到了90年代，取而代之的则是“酷主义”，这个既有江湖豪气，又显示独立个性的词汇的最高潮，就是王朔小说中“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宣言。继“酷主义”之后，粉墨登场的则是“嫩主义”，从肚兜式的娃娃装，到书包上的小饰品，嗲声嗲气的港台腔，乃至上海女大学生用奶瓶饮水的行为，都成为“嫩主义”的代言。而当下，则盛行起“贱主义”，最初从周星驰电影中的搞笑场景，到网络中的“无厘头”表达，都展示了这种玩世不恭，自我解嘲的精神理念。这样的流氓主义充斥在中国现当代的小说、电影、诗歌、美术、建筑、互联网、游戏当中。在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流氓主义一方面改变了国家主义的单一面孔，另一方面又向国家主义提供新的资源，帮助旧有话语体系完成自我更新，而流氓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就此渗透到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形成新的合流。“流氓主义”的现世夜宴对于“流氓主义”来说，当下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国家主义的纵容，导致“流氓话语”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和宽松的环境。但同时，当下也是流氓主义最危险的时刻，在丧失了早期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之后，流氓主义会彻底堕落到消费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泥淖。在朱大可看来，2001年5月2日主演《大话西游》的周星驰在北大礼堂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本身就是一个流氓主义的隐喻。这标志着80年代“流氓文化”留下的遗产，如第三代诗歌、王朔的痞子文学，正是这三类人，让朱大可意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着大批与国家主义相对相生的群体，他将之命名为“流氓”，“成熟的流氓就是这三种失园者的总和。”朱大可说。朱大可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以《流氓的精神分析》为题发表。而后不久，他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开始服务于当地的媒体，尽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是侨居生活却让朱大可深切地感受到“流氓”的痛楚，他所面临的不但是去国离乡后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与居住的都市和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朱大可回忆说。正是这一番亲身感受的经历，让他对“流氓”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产生了继续深究的念头。以“流氓”勾勒中国文化乱象中国新闻周刊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是次要的，只有他们的话语方式才是主要的撰稿：记者孙展想在这本书当中看到有关“流氓”的种种花边轶事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新著——《流氓的盛宴》，讲的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当中那些“流氓”的故事。所谓“流氓”不过是个符号，朱大可讲述的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他们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在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而正是他们，造就了现今中国纷繁复杂的文化乱象。流氓，“失园者”的总和时间追溯到1994年，作为文化学者的朱大可，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惊异地发现，那些在传统文化当中备受称颂的英雄人物，大多都是一群丧失家园的人：大禹以及后来的客家人，是丧失土地家园的代表，从与土地分离开始，然后进行种种回归的努力，最后完成与家园的重新汇合；而孔子、墨子、荆轲，甚至李白、杜甫等人，乃至《水浒传》当中的诸多角色，都是国家家园的丧失者：一方面国家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这些失国者又一直寻求找回能够庇护自己的国度；第三类人丧失的是灵魂家园，竹林七贤、唐寅、徐渭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一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另一面又竭力从这种处境中逃出来，试图获得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三类人，让朱大可意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着大批与国家主义相对相生的群体，他将之命名为“流氓”，“成熟的流氓就是这三种失园者的总和。”朱大可说。朱大可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以《流氓的精神分析》为题发表。而后不久，他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开始服务于当地的媒体，尽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是侨居生活却让朱大可深切地感受到“流氓”的痛楚，他所面临的不但是去国离乡后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与居住的都市和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朱大可回忆说。正是这一番亲身感受的经历，让他对“流氓”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产生了继续深究的念头。在攻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时，朱大可便以此为题，开始撰写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大可开始将“流氓”这一主题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而是转向了用“流氓”的框架，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图景，尤其是当下文化和话语方式的现状。浩如烟海的资料曾经让朱大可一筹莫展，看上去，有关“流氓”的资料比比皆是，但真正查找起来，却又如沧海一粟。前人零星的论述给这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同时也留下了贫瘠的理论体系，一切都需要重建。在这里，朱大可大大拓宽了“流氓”这个词汇的含义，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囊括社会学中的“流在攻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时，朱大可便以此为题，开始撰写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大可开始将“流氓”这一主题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而是转向了用“流氓”的框架，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图景，尤其是当下文化和话语方式的现状。以“流氓”勾勒中国文化乱象中国新闻周刊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是次要的，只有他们的话语方式才是主要的撰稿：记者孙展想在这本书当中看到有关“流氓”的种种花边轶事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新著——《流氓的盛宴》，讲的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当中那些“流氓”的故事。所谓“流氓”不过是个符号，朱大可讲述的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他们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在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而正是他们，造就了现今中国纷繁复杂的文化乱象。流氓，“失园者”的总和时间追溯到1994年，作为文化学者的朱大可，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惊异地发现，那些在传统文化当中备受称颂的英雄人物，大多都是一群丧失家园的人：大禹以及后来的客家人，是丧失土地家园的代表，从与土地分离开始，然后进行种种回归的努力，最后完成与家园的重新汇合；而孔子、墨子、荆轲，甚至李白、杜甫等人，乃至《水浒传》当中的诸多角色，都是国家家园的丧失者：一方面国家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这些失国者又一直寻求找回能够庇护自己的国度；第三类人丧失的是灵魂家园，竹林七贤、唐寅、徐渭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一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另一面又竭力从这种处境中逃出来，试图获得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三类人，让朱大可意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着大批与国家主义相对相生的群体，他将之命名为“流氓”，“成熟的流氓就是这三种失园者的总和。”朱大可说。朱大可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以《流氓的精神分析》为题发表。而后不久，他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开始服务于当地的媒体，尽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是侨居生活却让朱大可深切地感受到“流氓”的痛楚，他所面临的不但是去国离乡后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与居住的都市和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朱大可回忆说。正是这一番亲身感受的经历，让他对“流氓”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产生了继续深究的念头。在攻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时，朱大可便以此为题，开始撰写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大可开始将“流氓”这一主题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而是转向了用“流氓”的框架，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图景，尤其是当下文化和话语方式的现状。浩如烟海的资料曾经让朱大可一筹莫展，看上去，有关“流氓”的资料比比皆是，但真正查找起来，却又如沧海一粟。前人零星的论述给这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同时也留下了贫瘠的理论体系，一切都需要重建。在这里，朱大可大大拓宽了“流氓”这个词汇的含义，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囊括社会学中的“流浩如烟海的资料曾经让朱大可一筹莫展，看上去，有关“流氓”的资料比比皆是，但真正查找起来，却又如沧海一粟。前人零星的论述给这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同时也留下了贫瘠的理论体系，一切都需要重建。在这里，朱大可大大拓宽了“流氓”这个词汇的含义，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囊括社会学中的“流民、游民、灾民”，政治学中的“流放者与流亡者”，文化学当中的“痞子和玩世者”，美学领域的“侠客和隐士”，古典哲学中的“游人”，犯罪学中的“流氓犯”而作为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承载人群，则包含了“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游民”等形形色色的群体。

9. 朱大可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怎么解释亚洲精神共同体这个词语

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朱大可运用比较图像学与比较符号学的知识考察了三星堆专文化，认为它提供属的核心器物“巨眼”(代表眼睛崇拜)、生命和权杖，便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共同产物，而良渚文化的神徽(出现在玉琮和玉梳背上)，则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中美洲印第安文明有密切关联，这是华夏文明和世界关联的重要证据。据此，朱大可重构上古神话谱系。

10. 朱大可的文化批评问什么能够深入人心

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手”：“先知”朱大可

作者：重越提交日期：2009-8-2920: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