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失業率城市旅遊

⑴ 上海「十五」到「十二五」之間的城市功能定位分別是什麼

(2011年1月21日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准)

上海市人民政府

目錄

第一章加快轉型的歷史選擇

第二章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

第三章邁向「四個中心」

第四章構建服務經濟時代的產業體系

第五章建設充滿活力的創新型城市

第六章構築城鄉協調的發展格局

第七章創建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

第八章建設管理一流的現代都市

第九章營造生態宜居的綠色家園

第十章創造安居樂業的人民生活

第十一章 促進和諧有序的社會管理

第十二章 塑造時尚魅力的國際文化大都市

第十三章 建設創新開放的新浦東

第十四章 爭當改革攻堅的排頭兵

第十五章 形成海納百川的開放格局

第十六章 行動綱領的實施保障

附錄 部分指標和名詞解釋

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2015年)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制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編制，是指導上海未來五年發展的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是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對於在新的起點上推動科學發展、加快實現「四個率先」、加快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章 加快轉型的歷史選擇

第一節 過去五年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時期是上海發展極不尋常、極不平凡的五年。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上海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信心，砥礪奮進，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自身發展轉型的挑戰，把舉辦上海世博會作為實現科學發展的重大契機，把結構調整和高新技術產業化作為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一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勝利完成。

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預計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左右，2010年達到1.7萬億元左右，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18萬美元左右，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57%左右，地方財政收入達到2873億元。高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達到23.2%，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比例達到2.8%以上，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累計下降20%的目標預計如期實現，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削減量均超額完成目標。

圖1－1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提高

「四個中心」框架基本形成。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股指期貨、「三港」「三區」聯動等取得重要進展，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額占國內融資總額比重預計達到25%左右，上海港國際標准集裝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港口貨物吞吐量保持世界第一，上海關區進出口總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佔全國比重均超過四分之一，經濟中心城市的集聚輻射功能明顯提升。

圖1－2城市綜合服務功能顯著增強

社會民生持續改善。城市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1.3%和10.5%，城鎮登記失業率始終控制在4.5%以內，市民各類基本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到98%左右，保障性住房體系不斷完善。軌道交通運營里程超過440公里，綠化覆蓋率達到38%以上，環境空氣質量不斷改善。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深入推進，大浦東統籌發展格局初步形成。政府自身建設加快推進，調整和取消行政審批事項952項，取消和停止徵收行政事業性收費312項。國資國企開放性、市場化重組加快推進。服務全國能力不斷提高，與長三角及全國其他地區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對口支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支援都江堰市災後恢復重建工作全面完成。

口岸通關效率不斷提高，外商直接投資和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取得明顯進展，對外投資總額預計比「十五」增長3.2倍。

舉辦了一屆成功、精彩、難忘的世博會。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大力支持、共同努力下，辦成了一屆世界性盛會，生動詮釋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參展方和參觀人數均創歷屆世博會之最。通過舉辦世博會，市容市貌煥然一新，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素質明顯提高，城市精神內涵更加豐富，城市國際化程度顯著提升。世博理念、世博精神和世博經驗成為上海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新優勢。

專欄1－1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圓滿成功

上海世博會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5000年的燦爛文明，展示了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就，展示了我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而團結奮斗的精神風貌，促進了我國同各國、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成為推進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參展規模：共有2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展，累計入園參觀者超過7300萬人次，其中境外參觀者約480萬人次。

園區活動：舉辦各類文化演藝活動2.29萬場，觀眾超過3400萬人次。

志願服務：8萬名園區志願者、10萬名城市服務站點志願者、197萬名城市文明志願者提供了志願服務。

經過五年不懈奮斗，上海經濟社會實現了又好又快發展，圓滿完成了國家交給上海辦好世博會的光榮任務，譜寫了「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的新篇章。展望未來，上海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將繼續沿著科學發展的軌道，奮勇向前，百折不撓，邁向新的征程。

第二節 未來五年的發展環境

「十二五」是上海加快推進「四個率先」、加快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關鍵時期，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面臨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

國際國內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創新孕育新突破，產業結構面臨新變革，我國國際經濟地位快速上升，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仍處於工業化、城市化加快發展時期，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正在形成以及國家對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支持政策，為上海參與全球競爭、搶占經濟發展制高點帶來了重大機遇。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速減緩，需求結構顯著變化，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我國發展中長期積累的矛盾還沒有根本解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上海發展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

上海進入轉型發展新階段。智力資源較豐富、商務環境較規范、城市開放度較高以及世博後續效應釋放，為上海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發展中仍存在不少瓶頸制約和突出問題，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商務成本攀升，高層次人才缺乏，創新創業活力不足；城市管理和城市安全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有待增強；常住人口總量快速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壓力加大，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群體利益訴求日趨多樣、協調難度增加，社會矛盾增多；體制機制瓶頸更加凸顯，改革攻堅任務更加艱巨。傳統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發展轉型迫在眉睫。

面對新機遇、新挑戰，我們必須增強機遇意識、憂患意識、使命意識和創新意識，充分用好各種有利條件，著力破解前進中的問題，率先走出一條具有特大城市特點的科學發展之路，努力開創上海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新局面。

第二章 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

第一節 指導思想

「十二五」期間，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按照中央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要求，緊緊圍繞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總體目標，堅持科學發展、推進「四個率先」，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強大動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充分發揮浦東新區先行先試的帶動作用和上海世博會的後續效應，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努力爭當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排頭兵。

堅持科學發展，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央對上海的明確要求和殷切期望，也是上海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繼續保持上海發展良好勢頭，解決前進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發展這個硬道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把「四個率先」作為上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舉措，力爭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等各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是上海在更高起點上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創新貫穿於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和全過程，著力推進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文化創新，堅持人力資源優先開發和教育優先發展，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切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使科技進步和創新成為上海轉型發展的重要支撐，使城市轉型發展真正建立在人力資源優勢充分發揮、創新創業活力競相迸發的基礎上。要切實擺脫習慣思維束縛，更新發展理念，實現體制機制、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大轉變，堅定不移調結構、促轉型，更加註重發展質量和效益，著力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基本要求是：

——必須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把改革開放作為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高舉浦東開發開放旗幟，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深入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加快建立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著力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文化軟實力和城市國際化程度，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地服務長三角、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

——必須加快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結構調整作為轉型發展的主攻方向，積極把握國家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機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全面促進城市信息化，著力提升現代服務業能級和水平，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型業態，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改造提升基礎和傳統產業，努力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必須更加註重以人為本的社會建設和管理。把改善民生作為轉型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完善制度安排，創新社會管理模式，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和滿意度，使發展成果更加廣泛、更加均衡地惠及人民群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全面發展。

——必須著力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轉型發展的重大任務，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充分發揮郊區在新一輪發展中的戰略作用，積極推進新城、新市鎮和新農村建設，構建覆蓋城鄉的基礎設施體系、公共服務體系和城市管理體制，切實提升城市現代化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構築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必須加快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作為轉型發展的著力點，更加註重源頭治理和長效機制建設，著力推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發展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必須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把依法治市作為轉型發展的重要基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和維護司法權威有機統一，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嚴格規范行政執法行為，深入開展法制教育，加快推進誠信體系建設，形成全社會依法共融、和諧共進的制度環境。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要進一步明確發展導向，推動發展理念向以人為本轉變，推動發展動力向創新驅動轉變，推動產業結構向服務經濟轉變，推動生產生活向綠色低碳轉變，推動發展布局向城鄉一體轉變，推動開放格局向內外並重轉變，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率先轉變。

第二節 主要目標

根據國家對上海的戰略定位和要求，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適應、具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基本建成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為建設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作出貢獻。

綜合未來五年發展環境和基礎條件， 「十二五」時期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奮斗目標是： 「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取得決定性進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率先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得到明顯提高。具體是：

——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明顯改善。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全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預期為8%左右。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基本形成，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5%左右。單位土地產出率和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

——城市創新活力大幅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比例達到3.3%左右，每百萬人口發明專利授權數達到600件左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2010年翻一番。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初步形成。創新氛圍日益濃厚，創新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勞動者素質穩步提高，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達到35%。

——城市服務功能全面增強。「四個中心」核心功能初步形成，金融市場直接融資額占國內融資總額比重達到30%，航運服務業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5%左右，服務貿易進出口額佔全市進出口總額比重達到25%左右。城市信息化整體水平邁入國際先進行列，百兆家庭寬頻接入能力覆蓋率達到90%以上。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2%左右，城市文化更加繁榮、更具魅力。城市交通體系更加完善。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基本形成。

——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和水平明顯提高。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不低於人均生產總值增長率。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財政性教育投入佔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5%，人民群眾獲得更優質、多樣、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居民主要健康指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各類保障性住房新增供應100萬套(間)左右。就業崗位持續增長，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5%以內。

——生態環境不斷優化。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率均完成國家下達目標。供水水質達到國家新的飲用水標准，人均生活垃圾處理量比「十一五」期末減少20%以上，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5%以上，城鎮污水處理率達到85%。

——改革開放取得新的突破。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示範作用充分顯現，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不斷深化，市場配置資源能力進一步增強，政府職能加快轉變，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明顯提高。開放型經濟和城市國際化程度達到新水平。

——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健全。民主協商充分發展，人民權益得到切實保障，社會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誠信體系建設取得新突破，努力使上海成為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和法治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

表2－1 「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

第三章 邁向「四個中心」

落實「四個中心」國家戰略，以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為著力點，全力推進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建設，不斷提高經濟綜合實力，全方位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全面提升經濟中心城市的國際地位，為2020年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專欄3－1 加快建設上海「四個中心」

1991年，鄧小平同志到上海視察時提出： 「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 「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2001年國務院批復《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明確上海要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2009年4月，國務院正式發布了 《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從國家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和政策措施，對上海加快建設「四個中心」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節 金融中心國際化取得重大突破

抓住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戰略機遇，以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為核心，以先行先試和營造環境為重點，不斷提高金融中心的國際影響力和資源配置功能。

進一步拓展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著力加強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加快提升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衍生品、黃金、產權等重要市場的功能和國際化程度，積極推進證券交易所國際板市場、非上市公司股權轉讓市場、票據市場、保險交易市場、信託受益權轉讓市場等建設。不斷豐富金融市場產品和工具，加快開發固定收益類產品，加快推出新的能源類大宗產品期貨，探索推出黃金ETF、股指期權以及匯率、利率、股票、債券、銀行貸款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品。

加快建設人民幣跨境投融資平台。穩步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繼續推動經常項目下跨境交易人民幣結算，爭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在上海先行先試，鼓勵發展相關的融資、擔保、對外直接投資等跨境人民幣業務。穩妥推進符合條件的境外企業在上海發行人民幣債券和股票，穩步擴大境外人民幣迴流上海的渠道。支持在滬清算機構發展，探索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體系，基本確立上海在全球的人民幣資產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地位。推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加快拓展海外業務，提高在滬金融機構服務國際投資者的能力。

大力發展各類金融機構。積極吸引功能性金融機構、大型金融機構總部及其營運機構總部等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入駐上海。著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支持各類新型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發展。支持在滬金融機構拓展業務范圍，積極推動中外金融機構深化戰略合作，推進符合條件的金融企業開展綜合經營試點。

著力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積極推動金融改革創新和開放的先行先試。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中小企業、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民生等的金融支持。加快消費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消費金融的服務能力、安全性和便利化水平。

營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發展環境。完善金融稅收制度，提高政府服務水平。推進金融領域與非金融領域的信用信息共享，積極培育民族品牌的信用評級機構。加強金融監管制度建設，配合和支持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提高金融監管水平。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防範預警體系和處置機制，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加快陸家嘴—外灘金融集聚區建設。打造金融後台服務基地。
第二節 顯著提升航運國際服務功能

以資源配置型國際航運中心為目標，著力提升航運服務功能，完善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推進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營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環境和服務環境，努力提高國際航運資源的配置能力。

加快完善現代航運服務體系。優化航運服務產業鏈，發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船舶檢驗、船舶供應、船員服務、航運經紀、航運咨詢、海事法律和仲裁等各類航運服務。完善航運金融服務體系，促進船舶融資、船舶保險、航運保險等高端服務發展，積極培育航運再保險市場，加快開發航運運價指數衍生品。提高航運信息化水平，推廣應用集裝箱電子標簽技術，建設國際航運中心綜合信息平台。進一步拓展上海航運交易所服務功能。加快發展北外灘、陸家嘴、臨港等航運服務集聚區。加強政府服務和管理，完善航運發展相關的法規規章體系，營造有利於航運業發展的法制環境。

優化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加快建設以上海為中心、以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腹地的國際航運樞紐港。依託長江黃金水道，推動集裝箱江海直達。推進外高橋港區、洋山深水港區建設和功能提升，提高港口綜合保障服務能力。大力發展水水中轉，推進內河航道建設。完善貨運道路網路，積極推進海鐵聯運。加快建設國際郵輪母港，優化郵輪通關便利措施，促進郵輪產業發展。擴大航空樞紐空域容量，拓展國際國內航線，強化航空樞紐地位。

加快推進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完善國際航運船舶登記注冊制度，優化審批流程，加強政策配套，大幅提升國際航運船舶登記規模和質量。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制度，加強口岸管理單位聯動，不斷提高通關效率。研究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航運稅費政策，提高航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動實施啟運港退稅政策。加快完善企業開設離岸賬戶政策。積極借鑒航運發達國家(地區)經驗，推動有關航運支持政策的先行先試，加快集聚與航運相關的企業、船舶、貨物、人才等各類要素資源。

第三節 基本形成國際貿易中心核心功能

著力提高市場開放度和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形成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同步發展、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相互融通的發展格局，將上海建成具有國際國內資源配置功能、與我國經濟貿易地位相匹配的現代國際貿易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相互促進、聯動發展。

加快構建現代市場體系。健全貨物貿易和大宗商品市場體系，重點完善生產要素市場和輻射全國的批發市場體系，支持發展石油交易、鑽石交易等重要市場，培育一批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努力成為大宗商品信息中心、定價中心、交易中心和結算中心。完善服務貿易市場體系，加快建設國家級服務外包示範城市，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技術貿易，成為國際服務貿易中心城市。完善電子商務市場體系和支撐環境，推廣第三方電子商務交易平台等服務新模式，實現實體市場和網路市場共同發展。規劃建設大型會展設施，培育、引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展會。

集聚高能級、有活力的貿易主體。集聚國內外大企業和地區總部，積極引入國內外企業的營運中心、物流中心、分撥中心、銷售中心、采購中心、結算中心。著力吸引有影響力的國內外貿易組織、貿易促進機構、行業組織、檢驗檢測和認證機構。鼓勵企業採用現代國際貿易運行新模式。支持中小貿易主體發展，形成萬商雲集的局面。

打造時尚購物之都。積極營造商品更加豐富、服務水平更高、業態更加多元、功能更加齊全、權益保護有力的消費環境，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引導消費潮流。發展地標性商業中心，保護和開發特色商業街區，加快社區商業建設。完善擴大消費需求政策，發展綜合消費和時尚消費。研究設立免稅商品購物區(店)，發展一批國際品牌和國貨精品店。

營造國際一流的商貿環境。深化口岸通關模式改革，完善電子口岸平台功能。加強進出口服務平台建設，推動內外貿融合，形成全球貿易網路的樞紐節點。加快建設虹橋商務區，推動外高橋國際貿易示範區先行先試，支持新型國際貿易業態發展。建設服務全國的貿易促進和服務平台，打造集多種媒體、多領域、多語種於一體的財經信息綜合服務平台。

第四章 構建服務經濟時代的產業體系

按照高端化、集約化、服務化，推動三二一產業融合發展，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產業結構的發展方針，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加快構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先進製造業支撐的新型產業體系，不斷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努力打造「上海服務」和「上海智造」。

第一節 大力發展服務業

堅持城市功能提升、市場需求引領和新技術應用帶動，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不斷拓展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品牌化、網路化經營，增強輻射力和國際競爭力。

大力發展金融、航運物流、現代商貿、信息服務、文化創意、旅遊會展等重點服務業。著力提升金融業、航運物流業、現代商貿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城市資源配置能力和集聚輻射功能。做大做強信息服務業，提高城市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加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打造時尚創意之都。著力提高旅遊會展業國際化水平，建設國際都市旅遊目的地和會展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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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上海市的出生率死亡率失業率

死亡率：7.73%，出生率：6.99%自然增長率：—0.74%。上海戶籍人口連續16年出現負增長。

至於失業率在4.3%，還是比較穩定的！

⑶ 武漢市,廣州市,天津市,或上海市從1988年到2007年二十年的失業率，平均住房價格和常住人口數量

30分問這個問題?您了真厲害~~~我ACN的~~~~AC尼爾森市場調查~~~~~您了花錢能問出來~

⑷ 上海六大支柱產業是什麼

電子信息產品製造業、汽車製造業、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製造業、精品鋼材製造業、成套設備製造業和生物醫葯製造業是上海六個重點工業行業。

2018全年，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呈現結構更優、效益更好、更趨協調、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態勢。

一是經濟平穩增長。全市生產總值增長6.6%，常住人口人均生產總值突破2萬美元。新增就業崗位58.2萬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預計城鎮調查失業率在4.3%左右。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6%。

二是經濟結構、質量和效益持續向好。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69.9%，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製造業部分產值增速快於全市規模以上工業2.4個百分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7%。

三是改革創新取得新突破。自貿試驗區全面深化方案的98項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7.5件，技術合同成交額增長50.2%。四是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4)上海失業率城市旅遊擴展閱讀

2018年上海市生產總值完成32679.8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6%。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1%，實際增速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第三產業比重提高

根據初步核算，2018年全市生產總值完成32679.87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04.37億元，下降6.9%；第二產業增加值9732.54億元，增長1.8%；第三產業增加值22842.96億元，增長8.7%。

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69.9%，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

從主要行業看，2018年工業增加值8694.95億元，比上年增長1.9%；

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4581.49億元，增長3.3%；

⑸ 目前上海城市化發展是超前還是滯後

這個問題相當專業化。我想最好是到期刊網查詢相關文章，那裡的結論會非常專業和極具論證性。您一定能找到合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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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轉移、城市化和城鄉就業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黃建富

摘要：我國城市化滯後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而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是我國實行了對勞動力流動的行政性干預。由於非市場因素的干擾，農村勞動力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勞動力相應獲得了非競爭性的經濟利益。計劃經濟下城市化模式的選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造成的城市化滯後也同樣給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國當務之急是要讓最需要市場機制調節和引導的城市化領域發揮其基礎性作用。

經典的城市化道路是一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不斷聚集、人口由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不斷轉移的過程。我國的城市化與經典模式有所不同，計劃經濟時代的重工業發展戰略以及轉軌時期對城市化進程的管制使我國的城市化極其明顯的蒙上了「計劃色彩」，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遷移的過程碰到了重重阻礙，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由於政府的保護獲得了種種非市場化的經濟利益。本文認為，城鄉經濟差距是我國當前城市化滯後的一個重要標志，而我國對城市化進程的行政干預又是導致極其懸殊的城鄉經濟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市場化手段推進我國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城市化推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推進城市化，將對我國城市化進程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城市化的滯後

經濟學界對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一直存在著爭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1、相對於非農產業，城市化滯後。根據錢納里的世界標准模型，工業化率為37.9%時，城市化率就應該達到65.8%。而我國1971年時的工業化水平就達到這一標准，但當時的城市化率只有17.3%。實際上，到199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也才只有30.9% 。
2、相對於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基本相適應。世界銀行在《1998年世界發展指數》一書中認為，當人均GDP在1000—1500美元時，城市化率應在30—40%之間 。我國當前人均GDP為80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30.9%
）。可見，相對於經濟發展水平，我國的城市化率基本相適應，甚至還有點略顯超前。
3、從一定時期的城市化進展來講，城市化速度偏慢。「當城市化率達25%時，按照S曲線理論，此時城市化該處於加速發展階段」，其增長速度一般為10—18%。而我國1987年的城市化率就已經達到25％，到1996城市化率也只有29.37%，年增長率僅僅為1.49% 。
4、相對於農業發展水平，城市化超前。城市化可能性指標，即農業人均提供商品糧能供養的人口，可以作為一個城市化水平的標志。同樣根據錢納里的有關理論，當城市化率介於28%至50%之間時，相應的城市化可能性指標是25人至40人。而實際上我國1999年只有2.29人。
由上可見，對我國城市化水平的判斷，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所得出的結論也大不一樣。筆者認為，城鄉經濟差距實際上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城市化滯後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准，因為城市化的滯後或超前都可以通過勞動力的流動來慰平城鄉經濟差距，從而達到城鄉協調發展的目標。城鄉勞動力的流動所依據的主要是經濟差距、預期經濟收益。因此，在考慮到一個國家合理城鄉差距的前提下，分析一個國家的城鄉經濟差距，即可對這個國家城市化滯後或超前作出正確的判斷。 一般情況下，城鄉經濟差距越大，城市化就越滯後；反之反是。
為此，筆者借用一些學者對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的研究成果，來考察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根據我國現行的統計調查，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是指農村居民的總收入在扣除從事生產和非生產經營費用支出、交納稅款和上繳集體費用後的余額。這種統計與國家通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基本一致。但我國《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家庭中能用於安排日常生活的實際現金收入的收入。顯然，這兒有一個問題，即我國城鎮居民所享受的社會福利如住房、公費醫療等等都沒有計入城鎮居民可支配這一項。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這兩項收入折算成現金的話，數額相當龐大。因此，簡單地用《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城鎮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就會大大低估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差距。
為准確測算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有學者另設計了一套方案（張國，2000年）。即先用「可支配收入=消費+儲蓄+自有資金直接投資」測算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計算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用這種方法測算出來的情況是，1997年、1996年、1995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3.75倍、3.87倍和4.25倍 。與世界上絕大數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的1.5—2倍相比，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是明顯偏大的。
那麼，我國的城鄉居民合理的差距應是多少呢？根據市場平等的要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等於或接近城鄉居民人均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對差距。用某年城鄉居民人均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對差距除以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就可以求得這一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市場合理性所佔比例，進而可求出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對差距非市場合理性所佔比例。用這種方法測算出來的1997年、1996年、1995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的市場合理性成份分別為72.3%、71.8%，68.9%。也就是說，這兒非市場合理性分別達到了27.7%、28.2%、31.1% 。
可見，我國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鄉經濟差距是很大的。很明顯，城市部門對農村部門存在著用非市場化的手段侵犯農村部門利益的現象，因為這么大的經濟差距，僅僅從市場經濟角度找原因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如，發達國家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推進，農村勞動力可以自由轉移，不存在城鄉差別。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一般會存在著一種二元經濟現象，因為發展中國家為了保護幼稚的民族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大多數要人為地壓低利息率、外匯匯率和農產品價格，促進城市和工業的發展。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工業在發展起來之後，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工農業間工資水平的差異拉動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流動，直到工農業均衡發展為止。
在我國建國後的五十多年裡，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都必須邁過「農轉非」這個門檻。而要做到這一點相當不易。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拉開了全面運用戶籍管理控制人口遷移的序幕。戶籍制度輔以教育制度、糧油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截然分割開來。1977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嚴格控制市、鎮人口，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項重要政策」。雖然總體來看，政府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措施出現了松動，但是還處於低層次，主要是以開放城鄉間經濟交流、積極引導農村工業化與小城鎮結合為主要特徵。
可見，我國城鄉間經濟差距的擴大是必然與政府對勞動力的流動實行嚴格控制有關的。而正是這種對勞動力流動的非市場干預，才導致了我國當今城鄉經濟差距的長期持久擴大，也才造成了我國現今城市化的滯後。

二、城市勞動力的「崗位特權」與城市化的滯後

對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實行嚴格控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城市基礎設施超負荷運行、犯罪率上升、環境污染嚴重等等。但實際上，對城市失業率上升的擔憂才是主要原因。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對流入城市的經濟促進作用是無可置疑的，因為勞動力的流入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廉價資源。城市勞動力在缺少競爭的情況下，既可以拿到工資又可以得以享受政府相關規章制度規定的各種福利，必然會從總體上得到超經濟的收益。這種超經濟收益雖然本質上是由於農村勞動力難以參與競爭帶來的，但從現象來看是由於城市勞動力的工作即崗位帶來的，因而也可以把這種收益稱之為「崗位特權」。筆者認為，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特權」本質就是一種收益，這種收益是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的。
城市勞動力的這種「崗位特權」給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前，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就業人員及其家屬可以充分享受到較高的就業、較高的補貼和較高的工資。有學者認為，那時的工資是所謂的「低工資」。對此，筆者並不苟同，因為那時一般中等收入職工的收入已經相當於至少五個農業勞動力的收入了，怎麼還能說這是低工資呢？這種對城市職工的保護，必然會使城市勞動力喪失動力機制，降低其勞動力資源的產出。城市職工高收入與經濟效益的低下同時發生，所帶來的惡果便是城市經濟活力的喪失、缺少經濟積累。於是城市基礎設施的興建也就喪失了起碼的經濟基礎，城市化進程也就必然受到了影響。
1978年以來的改革是漸進的，並以「增量」改革為特徵。因而在80年代，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湧入時，城市職工有著強大的國有企業的保護，所受的沖擊感覺並不明顯。但90年代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減員增效、破產力度的加大，城市失業問題嚴重起來。城市失業是一個政治敏感性很強的問題，許多地方開始設置城市最低收入保障線、實施「再就業工程」，還採取措施嚴格限制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一句話，出於對城市職工的充分就業考慮，政府再次舉起了「有形之手」。
限制農村勞動力的政策效果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樣做本質上是在把一個遠為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外來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失業率的上升是同時發生的，但它們之間卻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一項關於城市失業率的跨行業研究發現，城市失業率與外來人口流入之間並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有較高外來人口流入率的城市，如上海、廣州和深圳，失業率反而較低。另外，失業率較高的城市可能擁有較低的外來人口流入率。在微觀層次上，下崗主要發生在微利或虧損企業，而這些企業是較少僱傭外來勞動力的。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城市職工面臨著結構性失業看似有一種道理。但是筆者發現，以上海為例，在「產業調整」中，城市職工從諸如紡織業轉到其它職業應該比農民從農業轉向城市就業要容易得多。但300萬外來勞動力在上海找到了工作，而有著政府種種關照的數十萬本地下崗工人卻在大嘆「找不到工作」。
城市失業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農村和城市居民實施不同制度造成的。其主要依據是由制度決定的城市職工高工資和過高的福利，是造成城市本地勞動力成本過高的主要原因。上海社會科學院90年代未曾進行一項大規模的調查，結果發現，企業用於本地勞動力的支出，包括貨幣工資獎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職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大約是用於外來勞動力支出的兩倍。如果再進一步把本地工人劃分為「專業人員」、「職員」、「個體戶」、「體力勞動者」等類別，那麼就可以發現，本地的體力勞動者與外來的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差別在各個類別中最大，而上海本地個體戶並不比外來個體戶有任何優勢 。
這種收入上的差別很顯然是不能用人力資本和生產效率的差別來解釋的。城市工資率可以分解成兩個部分：1）競爭工資率。它通過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供給關系來決定，可以用具有相同質量的外來勞動力的工資率來衡量；2）代表城市工作權力或者城市特權的工資率。這種由制度安排決定的城市高工資的代價是失業率的上升。總的說來，我國要素市場的改革滯後於產品市場的改革，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在改革中並未受到根本觸動。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的那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往往不能通過降低「外生力量」決定的城市職工工資成本，而只能通過少雇或不雇本地勞動力，多雇外來勞動力的途徑來降低成本。這恐怕是有關部門始料不及的。
當前，有些城市正在通過向僱傭外來勞動力的企業徵收「再就業基金」的辦法鼓勵企業少用外來勞動力，多用本地勞動力。這種做法同樣不可取，因為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可能是迫使一部分城市勞動密集型企業破產（如紡織業和建築業），或者迫使更多的企業採用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技術，從而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三、城市化模式與就業機會創造

一般來講，在城市發展的初級階段，工業化從供給角度為城市化所需的各類需求，如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日常生活用品等，提供了動力，此時工業化速度超過了城市化；而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城市化的需求越來越多樣化，工業化的供給已經無法滿足城市化的需求了，此時第三產業在需求中的比例將趨於上升，城市化又會超過工業化。由此可以推理，工業化初期的大量農業勞動力將進入尚處於由粗放式工業所推動的第二產業；當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後，工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此時城市的第三產業又充當了就業的主要渠道。
我國建國之初，為了抵制外來侵略的威脅，國家把與國防密集相關的重工業放到了經濟建設的首位。重工業的發展有兩個特點，第一資本有機構成高，所需資金量大；第二吸納的就業人口少。資金的供應可以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予以強制保證，農村勞動力對城市的湧入則通過戶籍制度予以強制截斷。
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直接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從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基本上都是發生在工業外延型增長向內涵型轉變之前。工業規模急劇擴大，需要的勞動力大量增加，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工業的轉移提供了機會。當經濟增長由外延型向內涵型轉變的時候，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口已經進入了城市，大部分勞動力已經在工業中就業。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在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最為典型的外延型工業化階段中，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的轉移是與重工業中技術、資本對勞動力的排擠同時發生的。這樣，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就失去了方向。
1978以後，我國的工業發展方向進行了重大轉變，開始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本來這是我國重新加快城市化步伐的一次契機，城市化的方針應作適當的調整。但是我國仍然堅持原先不適當的城市化方針，使我國再一次喪失了城市化大發展的機遇。
1980年，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把「嚴格控制大城市 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定為城市發展的總方針。這是一條注重鄉村城市化的方針，所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我國大城市的嚴重滯後。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城市的發展速度快於小城市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據統計，從1900—1980年間，世界上100萬—250萬人的城市人口增長了19倍，而同期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僅增長了5倍；再比如，1980年以來，全世界20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已是1964—1980年的6.37倍 。然而在我國，大城市的發展卻呈現出明顯的慢於中小城鎮的現象。我國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63.2%下降到1996年的49.6%。1978年我國全國城市數為193個，到1996年已經增加到666個，而其中特大城市只由13個增加到34個，結構比由6.8%下降到5.1%；大城市由27個增加到44個，結構比由14%下降到6.6%；中等城市由60個增加到195個，結構比由31%降到29.3%；小城市由93個增加到393個，結構比由48.2%提高到59% 。
大城市的滯後，對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首先，它直接影響了城市化進程。主要發達國家城鎮體系隨城市化水平變動的趨勢是，在城市化起步階段，大城市個數增加和人口增長對城市化的解釋力分別達到10%和80%。當城市化進入加速階段，大城市個數增加和人口增長的解釋力分別為20%和60%，中等城市分別為8%和10%。此時大城市對城市化的貢獻率每提高1%，就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0.35—0.41個百分點，而小城鎮卻只有0.003—0.005個百分點 。
我國從1987年開始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後，大城市個數變動和人口增加對城市化的解釋力只有9.1%和18.1%，而中小城市卻分別達到了14.8%和22.7%、15.1%和20.2%。這種以中小城鎮為主要動力的城市化選擇，在隨後近13年的時間內僅僅使我國的城市化提高了5.28個百分點。這說明我國的城市化方針是相當有效的，但另一方面也從反面驗證了城市化過程中應以大城市推動城市化進程的正確性。
其次，它直接影響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客觀上要有一個硬體環境，即人口要相對集中，城鎮化水平要提高，另一方面它與第二產業的質量也有關，因為只有第二產業發展到一定的基礎才會引起對第三產業的有效需求。大城市的進入壁壘使我國的產業發展只能向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尋找拓展空間。結果，城市化水平難以提高，第二產業在經濟上更多的表現為「三農」的延伸，而不是非農產業的聚集。
實際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呈低水平上的相適應關系，兩者的落後互為因果。第三產業產值佔GDP的30%稍多，低於同收入組別國家近20個百分點，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相對非農業水平也正好落後了20個百分點左右 。可見，我國的第三產業本來是可以通過城市化為20%的人口解決非農化問題的，但是正是由於城市化的滯後阻礙了這一進程。不少發展經濟學家指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勞動力能被現代工業部門吸納的數量越來越少，大部分勞動力進入城市從事以商業、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哈 特，1971）。這些行業市場需求廣，資本和技術要求低，易於進入。我國第三產業長期以來一直落後，到2000年還只有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的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產值。可見我國第三產業的落後是與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滯留於農業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三、它弱化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質量，使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失去了經濟基礎。
農業是一個受自然條件影響嚴重的部門，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這一部門中表現得也特別明顯。我國的土地資源存量相當稀缺，人口佔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耕地卻只佔世界耕地的7%。因此，我國就農業論農業是找不到根本出路的，必須反彈瑟琶，「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但是，我國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加快城市化，一方面要讓城市化大量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對農業進行規模化經營。我國大城市自身的有限發展沒有有效地大量吸納農村勞動力，同時也沒有自上而下地帶動小城鎮的發展，讓小城鎮成為農村人口脫離農業切入點。因而我國的農村人口只能大量滯留於鄉村，使我國的農業和鄉鎮企業陷入了所謂的「低水平陷阱」，拖曳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四、 以市場化手段加快城市步伐的政策建議

一、讓市場的力量來調節城市規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主要由市場機制調節和引導，市場起著基礎性作用。但是，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城市化方面存在著嚴重的排斥和否定市場機製作用的傾向，規劃城市規模、左右人口和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向就是一種最為明顯的體現。這實際上形成了在最需要市場機制調節和引導的領域，市場機制卻被排斥的局面。用城市規模方針規定城市的發展方向，犧牲了城市集聚效益的發揮，並產生了一定的負機能，制約了經濟的發展。B希根期在1985年召開的由世界不少著名區域發展經濟學家參加的學術討論會中就指出：「多年來關於『最優城市規模』的討論似乎可以得出結論：並不存在最優規模問題……對城市規模中存在著門檻入口的論點也不如以前那樣肯定……」（Higgings, 1988） 。世界城市發展的實踐也證明，城市規模的變化很少按人們預期水平發展，一些遠超所謂規模極限的都市仍然在擴大。
二、 加快淡化戶籍制度的步伐。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只能意味著這個家庭的產業是在什麼部門，是從事農業的，還是從事非農業的，並不是說這個家庭的成員只能從事農業或非農業，並且終身不變。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及改革的初期，政府出於當時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人們承受力、社會穩定等需要，通過戶籍制度把社會人為地分割成城鄉兩個不同的階層，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改革越深入，這種制度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阻礙作用也就越大了。我國流動人口所從事的工作多為傳統經濟部門，勞動收入低、強度大、環境差，多為城市居民所歧視並不願從事的行業。但這種工作相對於農業，無論哪方面都有優勢。
三、 組建農民持股的城建公司，大搞城市基礎設施，逐步開放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其著作《增長與波動》中談到了經濟周期與各國城市建築興建的一致性，並認為「建築低潮的深度給我們帶來了庫茲涅茨周期的大蕭條」 ，1999年4期14--17頁）。目前，世界經濟處於庫茲涅茨經濟周期的上升初級階段，我國在未來10—至20年之內尚會繼續處於高速增長階段。因而，可以初步判斷我國的城市建設任務將十分艱巨。我國當前的城建公司絕大多數為國家控股，雖然其中大量工作人員為農民工，但是由於公司的內部人控制、工頭們的層層盤剝，農民最後所得極少。因此，組建農民持股的城建公司，一方面可以充分調動他們的城建積極性，分享較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城建的開展，打開城市的基礎設施瓶頸，從而為他們自身步入城市生活創造條件。
四、 對城市職工的崗位權利進行補償。當前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根據Parato式的漸進改良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現有勞動力形形式式的阻力。因此，筆者認為，一種可能的辦法是支付給現有城市職工競爭性工資，但同時給予這批「利益受損者」適度的經濟補償。這樣，公平因素引入勞動力市場後，城市職工的期望工資就會降低，從而增加城市就業，擴大城市產出。
五、 正確處理好遷移農民在農村的土地使用權，建立低限度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遷移的過程中，由於他們很難獲得與具有城市戶籍勞動力同樣的福利，因而當他們在城市遇到生活波折時，其基本生活就難以保障，由此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1978年—1999年，我國農村向鄉鎮企業和城鎮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大約有2.2億，但80% 以上是兼業性轉移。也就是說，這些人與土地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系，並沒有真正意義上脫離土地。這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村居民除了土地外根本沒有其它有靠社會保障同樣不無關系。土地是我國千百年來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在沒有其它任何社會保障可以替代土地的前提下，農村勞動力根本不可能沒有後顧之憂地走進他們實際上無法融入的城市生活。因此，我們不能責怪農民對失去土地「與生俱來」的恐懼，當務之急是要為他們建立一種可以替代土地的社會保障體系。
對此，筆者提出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近期來看，第一讓農民讓渡出土地使用權，並把其土地使用權折算成股份，使土地實現集約化規模化經營，農民則進入城市從事勞動密切型第二產業和低層次第三產業；第二為農民提供低限度的社會保障福利體系，徹底割斷農民與土地的聯系，讓農民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城市的勞動力大軍去。遠期來看，我國要建立統一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以切實措施消除我國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

（發表於《天津社會科學》2003年4月）

⑹ 上海市統計年鑒2009

主要年份社會經濟主要指標
指 標
1990
2000
2007
2008
人口與就業
人 口
年末常住人口（萬人）
1 334.00
1 608.63
1 858.08
1 888.46
年末戶籍人口（萬人）
1 283.35
1 321.63
1 378.86
1 391.04
# 非農業人口
864.46
986.16
1 196.94
1 216.56
就 業
職工人數（萬人）
508.10
390.14
522.67
554.39
城鎮登記失業率（%）
1.50
3.50
4.30
4.20
宏觀經濟
國民經濟核算
上海市生產總值（億元）
781.66
4 771.17
12 188.85
13 698.15
第一產業
34.24
76.68
101.84
111.80
第二產業
505.70
2 207.63
5 678.51
6 235.92
# 工 業
469.83
1 998.96
5 298.08
5 784.99
第三產業
241.82
2 486.86
6 408.50
7 350.43
人均生產總值 （元）（按常住人口計算）
5 911
30 047
66 367
73 124
經濟增長貢獻率（%）
第一產業
2.5
0.6
0.1
0.1
第二產業
62.6
55.7
39.5
40.1
# 工 業
74.6
54.7
39.1
38.3
第三產業
37.2
43.7
60.4
59.8
固定資產投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
227.08
1 869.67
4 458.61
4 829.45
# 房地產投資
8.16
566.17
1 307.53
1 366.87
財 政
全市財政收入（億元）
284.36
1 752.69
7 310.26
7 532.91
# 地方財政收入
166.99
497.96
2 102.63
2 382.34
地方財政支出（億元）
75.56
622.84
2 201.92
2 617.68
價 格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年=100）
106.3
102.5
103.2
105.8
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年=100）
104.8
96.4
102.4
105.3
外商直接投資
簽訂合同項目（個）
203
1 814
4 206
3 748
簽訂合同金額（億美元）
2.14
63.90
148.69
171.12
實際到位金額（億美元）
1.77
31.60
79.20
100.84

⑺ 上海現在人口有多少2016年

至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9.70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439.50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80.20萬人。全年常住人口出生21.84萬人，出生率為9.0‰；死亡12.08萬人，死亡率為5.0‰；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0‰。全年戶籍常住人口出生12.92萬人，出生率為9.0‰；死亡11.4萬人，死亡率為7.9‰；戶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1‰。

(7)上海失業率城市旅遊擴展閱讀

上海，簡稱「滬」或「申」，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滬杭甬大灣區核心城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是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城市、G60科創走廊核心城市。隔東中國海與日本九州島相望，南瀕杭州灣，北、西與江蘇、浙江兩省相接。

唐天寶十載（751年），華亭縣立，約有19017戶、90360人。唐末有12780戶。北宋大中祥符年間，華亭縣有主戶54941、113143人。南宋紹熙年間，華亭縣有戶約97000。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華亭縣有戶234471，旋因宋元鼎革，戶口減半，僅13萬戶。至元十八年，嘉定縣有69425戶、338552人。至元二十七年，松江府實在163926戶、888051人。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縣立，人口約10萬人。至元中，松江府有戶177348，其中華亭縣有戶97786；上海縣有戶72502。是年，嘉定縣有戶95795、373755人。至正年間，崇明州有戶12786。

⑻ 為什麼嘉定區不是上海城市化較快的郊區

一旦城市化的郊區，在郊區的人會增加，郊區和城市交通便利，自然人流會增加人流量的增加，壞人市中心的犯罪率上升的數量在增加。

郊區人口的快速增長，在一些郊區到城市找工作，所以失業率在上升

⑼ 求教雅思關於失業率影響及原因的大作文。求一篇質量高些的~~~拜多拜託了！

一、引言

就業形勢決定於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從供給方面來看，就業主要面臨這樣三個方面的壓力：一是新增勞動力數量，二是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領域和城鎮轉移，三是城鎮的下崗和裁員。從新增勞動力來看，目前我國正處在勞動年齡人口增加最為迅速的時期，最新的人口預測表明，2003年是近幾年新增勞動力最多的一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凈增1300多萬，而且，勞動年齡人口的增加趨勢還將持續8～10年左右的時間。從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來看，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越來越依賴於非農就業的工資性收入，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步伐還將進一步加快，2003年進城務工的農民超過一個億，預計今後幾年農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人數還將進一步增加。與前幾年稍微不同的是，城鎮下崗的人數有所減緩，2003年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260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50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就業壓力得到緩解。但綜合來看，上述三個方面的就業壓力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壓力繼續增加。從需求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只有0.1%，2003年的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推動作用進一步減低。從綜合勞動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可以看出，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二、失業統計與失業率

雖然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但按照國際標准衡量，中國目前的真實失業率到底有多高，仍然是一個無法說清楚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尚沒有公開發布與國際接軌的調查失業率數據。

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數字為城鎮登記失業率，這一數字由國家統計局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共同收集與發布。城鎮登記失業率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鎮勞動力的被使用程度，但它畢竟不是通過調查得到的失業率數字，很難使用這一數字進行國際比較。同時，城鎮登記失業率僅僅把那些到就業服務機構求職登記的無工作者視為失業人員，而那些沒有去登記的失業人員被排除在失業者隊伍之外，因此肯定會低估真實的失業程度。

人口普查是全面系統了解就業和失業問題的另一個最重要的信息來源。但人口普查每10年才進行一次，所以，普查得到的就業和失業數字很難滿足失業率對時效性的要求。不過，我國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剛剛於2000年結束，這就為我們窺視中國的失業狀況提供了可能。

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的長表中，所有15歲以上的人口都要針對自己的工作狀況回答若干問題。這些問題的設計基本上遵循了國際勞工組織所推薦的就業和失業標准。

根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15歲以上人口失業率為3.58%，但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城鎮失業率為8.27%，其中城市為9.43%，鎮為6.24%；而農村失業率只有1.15%.從分省來看，城鎮失業率超過10%的省份達10個，其中最高的遼寧為17.68%，其他依次為黑龍江15.43%，天津13.96%，海南13.42%，吉林13.88%，青海12.30%，上海11.99%，內蒙古11.35%，江西10.33%，重慶10.76%.雖然根據「五普」得到的城鎮失業率高達8.27%，但中國官方公布的2003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只有4.3%左右。中國目前的城鎮失業率到底有多高呢？這其實是一個仍然沒有人說清楚的問題。

城鎮登記失業率雖然與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失業率相比並不高，但由於這一數字不是用國際接軌的調查方法得到的，它因此很難說明中國城鎮的真實失業狀況。而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計算的中國城鎮失業率為8.27%，這顯然是一個比較高的失業水平，但由於「五普」的失業率在很多方面無法嚴格遵循國際上調查失業率的口徑，這一失業率數字也很難說是中國城鎮真實失業程度的度量。不過，如果比較城鎮調查失業率和「五普」失業率的具體內容，則不難看出，「五普」的失業率更接近於國際上所通行的調查失業率。盡管「五普」失業率會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中國的真實失業水平，但它也許是對目前中國城鎮失業水平的最接近實際的度量。鑒於失業率正在成為度量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國際接軌的調查失業率。因此，中國應該盡快建立和國際接軌的失業率調查制度並定期發布調查失業率。

三、關於真實失業率的估計

為了弄清楚城鎮的真實失業率到底有多高，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與地方統計局合作於2001年在全國5大城市福州、上海、沈陽、武漢和西安進行了勞動力抽樣調查，並在之後的2002年又進行了一次專門的失業率調查。這次跟蹤的調查完全遵循國際上關於就業和失業的定義，因此從中可以計算出與國際接軌的失業率數字。調查所以選擇上述5個城市，主要希望這些城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域性的差異和變化。福州和上海是在整個經濟改革期間都具有良好經濟運行情況的沿海城市，東北的沈陽、中部的武漢、西北的西安都是內陸城市，這些城市都擁有大量國有工業企業，並經受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巨大沖擊。

表1是這次失業率調查的結果。該表報告了每個城市的失業率，以及分性別、年齡和受教育水平的失業率。2002年末，5城市的總體失業率為14.3%；失業率最高的城市是武漢（22.3%），其次是沈陽（17.6%），西安（16.5%），福州（12.3%）和上海（8.9%）；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失業率，達到16.9%，而男性只有12.2%；中年人的失業率在所有年齡階段是最高的。

中國的失業率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如何？這是一個很多人都非常想了解的問題。作者比較了中國和其他轉型經濟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失業率。鑒於其他大多數的國家農業人口比例要比中國小很多，所以作者估計的中國失業率為城鎮常住人口失業率。可以看出，中國的城鎮失業率在轉型經濟國家中處於中流的水平，與歐洲一些相對高失業的國家（如義大利、德國、法國）差不多，但是要遠遠超過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在亞洲，中國的失業率要遠高於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總的來說，中國的失業情況是比較嚴重的，特別在某些城市和地區，但也似乎並沒有嚴重到使中國面臨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的程度。

四、問題與對策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我國2003年開始把就業再就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與就業和再就業工作取得的成績相比，問題和挑戰更大。歸納起來看，這些問題突出地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如何擴大就業需求的問題。解決失業的根本途徑仍然依賴於經濟增長。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曾經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目前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不斷降低。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約0.4%的就業增長，但到了2000年，這一拉動作用降低到只有0.10%，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已經相當小。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就成了擴大就業的一條最重要的途徑。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增長速度太慢的問題，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的問題。

二是在擴大就業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就業的質量和勞動關系問題。中央所以把就業擺在如此的高度，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就業與社會穩定有關。就業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就業數量和就業質量。所謂就業數量是指就業機會的多少，而就業質量主要是指就業的環境和勞動關系。就業的上述兩個方面都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從歷史上看，一個政權的更替或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既可能因就業崗位嚴重短缺而引起，也可能會起因於就業環境或者勞動關系的惡化。中國目前一些地方工人工作條件很差，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拖欠，構成了對社會穩定的極大威脅。因此，在關注擴大就業的同時，還必須同時關注勞動關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就業是民生之本的精神，也才能真正體現出中央對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心。

三是必須高度關注農民的失業問題。農民由於有土地的保障，常常被認為不存在失業問題。但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失去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的失業問題因而變得日趨嚴重。據估計，因開發區、道路和其他各種工程的建設，自1990年代以來至少有2000萬農民的土地被徵用。這一數字幾乎和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數量相當。當然，土地被徵用後，農民會得到一定的經濟補償，但是這些補償一般來說都被壓到一個相當低的水平。況且，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很少能夠成為企業家，指望他們自己利用得到的經濟補償來為其後半輩子提供生活保障是不現實的。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這些經濟補償只能維持其一時之需。一旦這些補償被坐吃山空，而他們又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則這些農民就成了真正意義的失業者。和城鎮的失業者不同，城鎮居民失業後可以得到失業保險和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幫助，而農民則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建立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同時，農村則根本沒有建立起任何社會保障制度，其結果，農民失業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會支持和幫助。因此，如何解決失地農民的失業問題是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要有效地擴大就業並更加積極地應對失業，除了要重點解決上述所存在的突出問題之外，還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面加大政策的著力點。

1.完善勞動力市場統計，加快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化建設

掌握就業和失業信息在短期宏觀經濟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勞動力市場調查體系已被看作現代社會實施宏觀經濟調控必不可少的環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大多已經建立了自己完備的勞動力市場調查體系。通過勞動力市場調查，這些國家的經濟管理部門不僅獲得了及時、豐富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也為整個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管理提供了決策基礎。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勞動力市場的運行結果日益重視。勞動力市場調查已經不再僅僅是勞動管理部門關注的事情，其運行狀況和結果已成為社會各界判斷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重要指針。因此，要想有效地應對失業，完善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統計，加快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化建設是當務之急。

2.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我國勞動力市場目前面臨著雙重分割，這是人力資源開發中面臨的最大挑戰。勞動力市場的第一重分割是城鄉之間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這一分割通過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於特定的市場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較低並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賴勞動力市場。而文化程度較高、具有幹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術職稱的人則被劃歸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的這種分割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從市場資源配置的角度看，這種劃分造成了效率的損失。無論是從事體力勞動、腦力勞動還是從事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務和勞動，都創造價值，不能因為勞動形式不一樣，就被拒之於某一個市場之外。這種劃分既不科學，也不合理，容易產生一些問題。當然，這與我國行政機構的設置有很大的關系。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形成一個更加整合的勞動力市場必將使市場更加有效地配置勞動力資源，從而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和發展。

3.建立以勞動力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教育和培訓體制

隨著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逐步深化，相對滯後的教育體制和勞動力市場之間出現了很大矛盾。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是這一矛盾的突出體現。雖然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總量過剩，但大學生就業的問題並不是總量過剩的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大學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大學生就業難基本上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造成這種狀況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正規的教育體制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一個過渡或者說連接二者的橋梁。如果在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一個不斷發育的培訓市場，並讓這一市場充分發揮其作用，必將會大大推進人力資源開發的有效性。當然，要建立並維護這樣一個市場，顯然需要各個政府部門（如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的共同努力。

4.加大積極就業政策的力度，不斷提高失業者的就業能力

中國在擴大就業和應對失業問題上的不斷探索，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體系，2002年後開始實施的積極就業政策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積極就業政策的實施大大加快了我國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網路的形成，並在確保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下崗和失業的「並軌」，「下崗生活補貼」正逐漸淡出歷史舞台，這就要求「失業保險」和「城鎮低保」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目前的失業保險制度存在著「覆蓋面低」和繳費困難的問題；而城市「低保」存在著資金來源困難、管理不規范和「瞄準」機制缺乏效率的問題。其結果，一些真正需要社會救助的城鎮失業者和困難家庭得不到相應的幫助，生活相當艱難；相反，一些生活並不十分困難的人卻常常能從中得到好處。因此，從社會救助的角度來說，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必須進一步加大積極就業政策的實施力度，加速完善失業保險制度，並提高城市「低保」資金的使用效率。

讓失業者盡快回到就業的隊伍之中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措施，積極就業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提高失業者的就業能力。國際上實施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經驗表明，中國積極就業政策要想進一步取得成功，主要應該在這樣幾個方面下功夫：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的改革，積極改善就業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二要規范勞動力市場，為失業者尋找工作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三要積極培育和發展培訓市場，鼓勵各種形式的職業和技能培訓。

5.實現經濟政策和勞動力市場政策整合，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

擴大就業的最根本途徑當然還依賴於經濟增長。我國經濟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但目前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不斷降低。如何把經濟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與勞動力市場政策結合起來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含量，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具體來看，要使經濟增長就業的含量不斷提高，首先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意味著相對於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會增加。其次，要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鼓勵各種各樣的就業形式。一般來說，非國有經濟具有勞動密集型特點，最具就業吸納潛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必將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而減輕城鎮失業。

⑽ 上海的就業率與失業率

可以肯定是沒有這么完整的數據的，只能籠統的回答一下，2002年至2008年的控制失業率在回4.5%左右，答最近兩年的控制失業率在4.2%左右。這是指在就業年齡段內人員的控制數，你一看就會知道與實際的差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