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考古旅遊相關文獻

❶ 從考古發掘的成就及古代文獻的記載來看，戰國時期的城市主要有什麼特點

(一)城市數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據《帝王世紀》估計，戰國中期中原地區人口總數約1000餘萬。最大的都城有7個，略小的都城有10個左右，各國都城人口總數當在200萬左右，其中最繁華的是齊國國都臨淄，人口高達三四十萬，各國共有郡城三四十個，每郡城平均人口亦當有數萬，此外，還有近800個縣城，每縣城人口也不下數千。這表明，戰國時期整個中原地區總人口的1/3以上，都集中居住於城市之內。另外，從考古發掘的遺址來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內基本上已連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曠的現象。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僅見的。

(二)城市規模和城牆范圍有所擴大

戰國時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牆及護城河，但面積較前有所擴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發展的齊都臨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里以上。如燕昭王營建於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縣)，由兩個方形城池聯結而成。城牆東西長8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面積達30餘平方公里。趙敬侯於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鄲後新建的都城，由宮城和郭城共同組成，宮城由3個呈「品」字形的堅固小方城組成，面積約3平方公里；郭城為長方形，東西寬3公里，南北長約5公里，面積約15平方公里，總計面積約18平方公里。魏國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縣)，由內、外兩方形城組成，宮城周長約3公里，在郭城中間，郭城周長約15.5公里，面積也達15平方公里以上。這些遺址完全反映出戰國大城市的整個面貌。至於一般郡、縣等小城，也大都超過或等於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范圍。

(三)城內布局有一定規劃

戰國時期的城市，如趙奢所說：「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這些文明繁華的城市，在建設布局和居民的活動區域方面，已有一定的規劃區分。都城均由宮城和郭城兩大部分組成。宮城不止一個，有的在郭城內，有的與郭城聯結，但郭城只有一個。郭城內包括有官署、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區及由官府管理的商業區——市。《左傳》、《管子》、《周禮》等書，均有關於商業市場的記載。城內居民基本上按規劃分區居住生活。

(四)城牆厚度、高度增加，宮城位於制高點

西周時期的城牆，其夯土主牆，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層大體厚10厘米；至春秋後期、特別是至戰國時期所築城牆，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達40米，夯層也增為20厘米。這說明夯築技術有所提高。從發掘的魯國都城曲阜城，城牆剖面夯土可以明顯看出，該城經過五期夯築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時的夯土，並不怎麼厚，以後又增築4次，至第四期、即戰國時，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達40米左右。城牆增厚，有利於防禦敵軍破壞城牆。例如敵軍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牆倒塌時，因城牆厚度大，敵軍進行地道作業就需要很長時間，守軍可以充裕地對付敵人；即使敵軍能夠挖空一段城基，由於牆厚，也只會平均下沉，且易於修補，而不致像單薄的城牆那樣，因牆基被毀失去重心而倒塌。敵軍若以水淹城時，厚牆就成為堅固的堤壩，不致在短時間內因水浸而崩塌。

春秋以前城牆的高度，一般在10～12米左右，至戰國時，多數城牆已增高至15米以上。以新鄭韓都故城(原為鄭都，公元前375年韓哀侯滅鄭後遷都於此，故一般稱之為「鄭韓故城」)為例，現存城牆為春秋、戰國兩個時期夯築而成，至今殘高尚有15～18米高。再如趙都邯鄲，現存部分城牆，仍有殘高12米以上。宮城，特別是宮殿位置，一般都設於制高點上，以便於瞰制全城。而宮殿又都是築建於夯土高台之上，如趙都邯鄲宮城西城的宮殿土台遺址，長寬各260米，高出地表面達19米，這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表示尊嚴。

總之，戰國時期的城市，包括都城和一些郡城，已經和後來整個封建社會的城市一樣，具有三性：即政治性、軍事性和經濟性。政治上，它是一定區域內的統治中心或政權所在。經濟上，它集中一定的財力、物力和手工業及商業。在軍事上，它往往是扼居於戰略要地，並擁有相當的防禦手段。三性之間，相互有機地聯系著，達成辯證的統一。當然，它們也並非總是三者並列，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城，各有側重。由於城市的規模擴大和數量增多，由於城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處於重要地位，由於當時的戰爭性質已發展為封建兼並為主，在戰爭內容上，表現為七大國激烈角逐，爭城奪地，所以城市便自然地變為戰爭爭奪的重要目標，從而使城市攻防作戰大為增多。據不完全統計，戰國時期較大的作戰行動共230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與攻守城池有關。公元前286年，秦將白起攻魏，僅此一次作戰，就攻佔魏國大小城池61座。

❷ 去哪兒找考古文獻

維普期刊有一些論文類的資料可以下載，然後電子書可以到豆丁上在線閱讀，不過有版些下載是收費的，但權是閱讀不影響。還有新浪的愛問知識人，有一些挺不錯的資料。電驢上有電子書可以下載，而且資源都還不錯，清晰度什麼的夠好。
還有一些圖書館的資料可以用超星閱讀器看，不過就是有時候有收費的情況。還有就是網路文庫啦~
其實只要你仔細找的話，這類東西還不少的

❸ 論文獻與考古資料之沖突

D 試題分析：本題考來查自唐代的外交，唐代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外來文化只能說是豐富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而不是改變了，A項不能選；材料表明在唐代有外國的絲織品傳入中國，並不能說明我國手工業衰落，技術落後，應該是體現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所以,B、C不正確，A項材料未有體現；所以選D

❹ 考古學家在庫姆蘭山洞發的古物和文獻有哪些重大意義

考古學家在庫姆蘭山洞發的古物，尤其是年代如此之久遠、數量如此龐大、保存回如此完好的文獻資料，答被國際學術界認為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最重大的考古發現。這些產生於公元前後數百年間的文獻，對於研究古代猶太歷史、宗教、文化以及早期基督教的情況，無疑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因此，後來在20世紀50至60年代，西方考古學界中出現了一門專門研究「死海古卷」的「庫姆蘭學」。

❺ 印度教的考古研究的文獻有哪些

基本文獻史料：具有連續性，整體性，綜合性，的特點。例如隋唐五代的史書《隋書專》《新屬唐書》《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資治通鑒》《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等等，這些材料在歷史紀事上，都按年月日，分門別類，逐一編次，沒有任何一年是沒有紀事的。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軌跡十分清晰，因而是連續的，整體的，每部材料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全面考察，這些材料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風俗等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記載，綜合性是很強的。考古文獻史料：具有真實性，片段性，研究性。考古出來的畢竟都是實物，是非常真實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只能反映出某個特定時間或時代的特徵或特點，文物中，除了本身有文字的，大多都需要研究才能知道它所處的時代或時間。例如周紹良教授編輯的《唐代墓誌銘匯編》，這些材料全都來自於真實出土的墓碑等，但墓誌所記載的僅僅只有一人或二人，只能反映墓主個人的情況或某些時代特點，即使全部看完也不能對唐時期進行把握，這些墓誌只有深入研究後，才能發揮它們對歷史研究的幫助。沒有基本文獻的幫忙，即使想一百年，也很難想出，考古文物的歷史地位和價值，甚至連這個是什麼時代的東西都不知道。

❻ 含有八篇文獻的考古論文

寫論文的時候內容提要應把論文的主要觀點提示出來，便於讀者一看就能了解論文回內容的要點。答論文提要要求寫得簡明而又全面，不要羅哩羅嗦抓不住要點或者只是乾巴巴的幾條筋，缺乏說明觀點的材料。 內容提要可分為報道性提要和指示性提要。報道性提要，主要介紹研究的主要方法與成果以及成果分析等，對文章內容的提示較全面

❼ 考古文獻和考古有什麼區

考古表示古代來遺存中（自尤其是原始社會）所觀察到的共同體。考古，是通過田野考古的手段獲取的考古資料，我們採用的是地面踏勘與試掘相結合的方式。文獻，指關於當時社會背景的相關文字記載，主要體現在方誌、族譜與墓葬碑文中。

❽ 研究歷史的途徑比如說文獻，考古。之類

研究歷史的途徑有：抄
1.考古。包括出土的文物、遺址、當代的物品等等
2.文獻資料。可以是第一手的也可以使第二手的。例如：史記、甲骨文、當時人的日記、博物館的書籍、專家學者的評論等等
3.神話傳說。這個用的比較多的是史前和夏商左右時間的研究。
4.其他的（我分不清類別）。比如老人的話即當事人的話等等

❾ 考古文獻資料有什麼史學價值

文獻是人腦記憶和智力的一種外延載體，它以物資形態呈現知識世專界。文獻的價值屬表現為積累和傳輸人類社會活動成果、適應和引導人類社會發展需求。社會進步的實踐標準是文獻價值的評價標准。文獻價值的實現及其價值評價是由人來發動、實施、組織並承擔的。

❿ 請問在考古學中,對於中外神話、文獻、星象記錄與文化遺址、文物之間的異同點對應關系,是如何處理、考證、

雖然有著看似共同的目標,但實際上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學科性質相差很遠。歷史學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獻,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發明之前的歷史和未被文字記錄的歷史,自然是歷史學研究的短板。考古學研究的是實物,是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有形的、能觀測到的東西,包括遺跡、人工遺物和自然遺物。它的特點也很明顯,就是絕大多數遺存本身沒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說話,只能被人代言;而且並非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能產生有形的遺存,歷史上的語言、哲學概念和信仰體系、重大而迅速的政治事件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形式的考古證據。站在實證史學的立場,史料的主要問題是真實性,或者說是史料的形成過程問題;而考古材料的真實性可以由嚴格的發掘程序來保證,更多時面臨的是如何解釋的問題。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了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方法差異極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領域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狀態,很少有人能兼通兩者。如果根據文獻材料在復原歷史中的作用,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歷史(History)三個時代,那麼:史前考古沒有當時的文獻材料,後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度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並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一個歷史學取向的學術課題,其中考古材料是為預設的年代框架服務的,雖然不排除很多遺址的考古工作借工程的東風有了極大進展,但最根本的目的僅僅是使年表精細化。具體來說,三皇五帝僅有「史影」的價值,如果文獻中沒有這些符號,絲毫不影響我們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的理解。任何為三皇五帝建立具體年表的做法都是荒謬的(原因詳後),於考古研究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傳說中大禹建立夏王朝,通常被國內學術界視為史前和歷史的分界點,對這之後的研究往往刻意追求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的整合,這其中的問題相當多。如有學者( 許宏、劉莉:《關於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已指出的:中國上古時代考古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途徑,是將見諸後世文獻的王朝編年作為考古學研究和解釋的藍本。這些研究盡管重視的文獻版本不同,但作者顯然都相信其中一種編年應當是正確的。這一方法有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其對涉及早期王朝世系性質的某些基本問題缺乏嚴格的審驗,而這些世系來源於口傳歷史而非可靠的成文編年史。……這一重建夏商世系的總體取向存在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混淆了編年史和口傳世系間的差異。前者旨在確切記錄真實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而後者則無法得出絕對的時間框架,因為它「有意顯示和傳達那些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而絕對年代則從不,也不可能是其記錄中之一項」。這兩類信息往往作為完整的信仰系統出現於古代文獻,因為古人並不把它們看作是分隔的實體。然而, 對於現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神話、傳說和歷史是需要區別對待的。如前所述,盡管甲骨文是中國包含一個王朝的時間序列在內的最早的文字記錄,但它們沒有提供一個關於各王在位時間跨度的年譜。由於甲骨文用於記錄祭祀儀禮的過程,貞人沒有必要有意留下確切的各王在位的時間長度,或者這類信息被認為是不重要的而不必加以記錄。吉德煒指出,只有到了殷墟晚期,關於王年的確切記錄才出現於祭祀周期,但似乎即使這時商人自己對其以前各王在位的長度也沒有明確的觀念。因此,商是否記錄下了一個確切的商王世系且將其傳給其後的王朝,還是值得懷疑的,更不必說推定的更早的夏世系了。 最早見於戰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 ,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後演變過程中被創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盡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後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於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於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現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 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研究,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於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誇大的描述。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於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後相繼的約115個統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於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後關系。由於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餘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歷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業群落出現於這一地區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贊揚統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印加和阿茲特克的國君也重寫了他們的歷史和信仰系統,強調他們與太陽神的神聖聯系,以證明他們政治、經濟、軍事擴張的正當性。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製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 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 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王室宗譜時對於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也見於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後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並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於編年史的時間框架。 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為何又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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