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旅遊文化傳播論文

1. 求關於石河子軍墾文化旅遊的論文

軍墾文化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屯墾戍邊歷史中逐步積淀而形成的一種有著獨特內涵的文化類型，它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其中凝聚了諸多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先進性因素。在新的歷史時期，要發揮軍墾文化的精神作用，就要尊重軍墾文化的傳播規律，強化軍墾文化的傳播意識，樹立軍墾文化的營銷傳播觀念。

對於軍墾文化的命名，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本文使用「軍墾文化」這一概念主要是基於中國從歷代西域屯墾到現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發建設，屯墾主體均為軍人。作為一個社會組織，軍墾比屯墾更能形象地表明兵團文化的實質。雖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曾經的軍人已為現在的農工，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直到今天都保持著區別於中國其他各省、自治區的准軍事組織的特徵。兵團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人口構成、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地位等造就了軍墾文化獨特的內涵。
軍墾文化，是伴隨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及發展而逐漸形成的(以下簡稱「兵團」)，以兵團為組織基礎，以「熱愛祖國、屯墾戍邊、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兵團精神為核心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其精神文化內涵為兵團精神。
一般來說，文化分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次，但更鮮明地體現在精神文化層面，即審美趣味、價值觀念、道德規范、思維方式等。從這一層面理解，軍墾文化的精神價值體現在:政治上，促進民族團結、防止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經濟上，開發新疆、建設新疆，提高兵團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文化上，促進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間的文化交融。
軍墾新城新疆石河子舉辦了兩屆「軍墾旅遊文化節」，該文化節由石河子市政府牽頭，市文體局、文聯、旅遊局各部門配合，以打造軍墾文化品牌、弘揚石河子精神為主題，重點體現「軍墾」、「綠色」、「魅力」、「開放」、「和諧」、「文明」六大特色。軍墾旅遊文化節的舉辦，是對外傳播軍墾文化的一次有益嘗試，也引發了對軍墾文化傳播的進一步思考。
一、軍墾文化傳播的必要性
(一)兵團軍墾文化傳承的需要
兵團人口的基礎是戍邊軍隊和移民，第一代兵團人幾乎都是有組織的內地移民，移民是兵團形成和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也是塑造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和無私奉獻軍墾文化核心內涵的主體。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兵團人口內部結構出現了一些新變化。一方面，大量人口內遷，尤其是大量高素質人才一流失;另一方面，老一輩軍墾戰士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參加兵團開發建設的支邊青年大量退休，團場青年大多數不願意務農承包土地，而作為新鮮血液補充的內地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都來自落後地區，文化程度偏低，他們來兵團的目的主要是謀生或獲取經濟利益。單純以經濟利益為指向性的移民群體，不僅難以對軍墾文化產生認同而自願改變生活習俗和觀念去適應兵團的需要，甚至逐漸成為異地某種區域文化的代表，這種文化上的不和諧音對於兵團屯墾戍邊偉大事業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原兵團副政委王崇久說:「我們要通過文化的力量，重振兵團人屯墾戍邊的信心，並將其滲透到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之中，以實現兵團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ff[3]半個多世紀里逐漸凝成的軍墾文化在新的時代通過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煥發光彩，對它的不斷傳播與弘揚是增強兵團群眾對兵團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自豪感的巨大推動力。
(二)軍墾文化的傳播價值
軍墾文化資源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產品，包含著獨特的文化價值。不論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充滿激情的「鑄劍為犁」，還是九十年代奮起直追的「再創輝煌」，以及反映這些精神的歷史遺跡、文物、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等，都已經形成具有豐富歷史內涵的軍墾文化載體。軍墾文化中「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無私奉獻等價值觀念，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文化構建的有機內容。傳播軍墾文化就是謳歌革命英雄、弘揚民族精神、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文化工程。
軍墾文化的傳播也是促進兵團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需求已經得到相當滿足，人們的消費形態必然上升到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
生產建設兵團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軍事政治組織。但這一特殊組織隨著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內地兵團的相繼取消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由於地處邊疆，雖一直存在(中間有短暫取消)，但卻沒有對外擴大宣傳。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人，兵團的「神秘外衣」逐漸脫去，其影響也日漸擴大。軍墾文化作為獨特而稀缺的文化資源，其精神文化價值與市場價值也日漸凸顯。近年來，伴隨著全國各地出現的紅色旅遊熱，軍墾文化旅遊也成為一種富有特色的旅遊品種。
兵團地處新疆，不僅有因兵團文化與新疆地域文化的交融互補而產生的豐富民族文化資源，而且有由漫長的邊境線而衍生的獨特的地理環境旅遊資源，把軍墾文化和民族文化結合起來，寓思想道德教育於文化娛樂、觀光游覽之中，二者相映生輝、相得益彰，既有利於傳播先進文化，又有利於把文化資源轉變為經濟資源，推動新疆的經濟發展。因此，將軍墾文化由單一的政治教育模式向市場經營模式轉變，逐漸將軍墾文化資源推進市場，從而創造出軍墾文化資源的新型文化產業經濟模式應該成為傳播軍墾文化的推動力量。
另外，雖然內地兵團已經取消，但老一輩對於「兵團」及其所代表的那一段歷史的記憶卻依然清晰。因此，以兵團為題材的文化產品(包括影視、著作、歌曲等)，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顯示出巨大的經濟價值。
二、軍墾文化傳播策略
形象是一個地區的「軟實力」，是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無形資產，而文化是地區形象的一個重要支撐因素。因此，建構一個地區形象的重要方面就是傳播地區文化。文化傳播不同於日常的一般信息傳播，它除了自然傳播形式之外，更主要還在於有意識、有計劃、有目的的傳播。軍墾文化只有廣泛深入的傳播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應有價值。要想有效地傳播軍墾文化，優化軍墾文化傳播的方式和效果，主要在於解決好以下問題:
(一)強化軍墾文化的傳播意識
軍墾文化傳播的發展進程和實際水平受到兵團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技術製作水平和兵團傳播體制等諸多要素的交叉性影響。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種思想及文化思潮相互激盪，雖然文化全球化的進程給兵團文化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機遇，但是與此同時兵團文化的發展也受到嚴峻的挑戰。兵團對外開放進人新的發展階段，直接面對國內國際市場上經濟文化全方位的競爭，這不僅對兵團經濟構成巨大壓力，也會對兵團軍墾文化事業的發展構成挑戰。「利益至上」的市場經濟原則不斷侵蝕著軍墾文化的核心內涵，在這個背景下，兵團更應彰顯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及民族凝聚力和改革創新為鮮明特質的軍墾文化的科學內涵和時代價值。
文化傳播是信息的共享過程，而文化自產生以後就具有擴散流動的本能，其傳承發展也是在流動中進行的。尤其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持下，跨地區的文化傳播己經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文化的激烈競爭與碰撞對軍墾文化的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時期，建設兵團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體系，需要大力弘揚軍墾文化的精神內涵，發揚軍墾文化的導向功能，尤其要為兵團先進文化的生成提供精神支柱和源泉，而這些都有賴於軍墾文化的有效傳播

2. 誰能提供關於新疆旅遊業現狀與發展之類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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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疆伊寧縣旅遊文化節現狀調查學士論文

新疆伊寧縣旅遊文化節現狀，理解

4. 我寫一帶一路新疆旅遊論文的目的和意義

寫一帶一路新疆旅遊論
我通常的想法

5. 關於台灣少數名族商品行的論文

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論文
第一篇
一、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認同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一，現有文化認同措施遠離生活世界。所謂的生活世界是指與個體生存直接相聯系的日常生產、日常消費、日常交往和日常觀念等領域，如衣食住行、人際交往、婚喪嫁娶等大眾化內容。新疆少數民族的生活處於一種二元分立的狀態，一方面物質生活極大豐富，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價值觀念、道德規范依然處於相對保守的狀態，傳統文化依然是少數民族社會活動和個體行為的主要規范和解釋方式，宗教思想等對於少數民族群體的影響依然十分巨大，並且在一些現代話語模式的修飾下具有了表面上的時代合理性。相對的，更接近現代化生活的主流文化在少數民族的生活領域缺乏滲透性，更注重於意識形態領域，而沒有能夠更多的影響到少數民族群體的日常生活。第二，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後影響民族文化認同。新疆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內其他地區，尤其是東部地區相比，明顯滯後，同時在新疆區內，南北疆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也較大，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經濟發展落後，收入分配、就業狀況以及生活質量明顯落後，這種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民生問題，對於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影響日益突出。第三，民族關系。新疆的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具有悠久的傳統，但是同時，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下，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系日益激烈，由於教育以及文化適應程度不同，少數民族群體在市場化的競爭中，相對處於劣勢地位，少數民族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競爭過程中也面臨同樣問題，從而催生一些競爭性乃至對抗性的沖突，這些沖突在敵對分子的利用之下，便有可能產生激烈的社會問題，從而影響少數民族群體對主流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認同態度。
二、文化認同的基本策略
文化認同往往會呈現三個極端的傾向，即以傳統文化構建文化認同、抵制現代化、抵制全球化。這三者都具有以構建某種單純文化來形成文化認同的傾向，但事實上都無法實現，因為傳統文化缺乏構建文化認同的現實時代基礎，而現代化和全球化是開放社會無法迴避的現實。在某種意義上，文化認同的構建反而正是需要從這三個方面入手，即理性看待傳統文化，在批判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外來文化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意義的新文化，才能構建出文化上的真正認同。從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說，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要點。
1.以社會關系的契約化替代社會關系的身份化
狹義的身份一詞是指個體生而有之、無法選擇的一種角色定位，如血緣、等級、民族等，它在給予個體一種保護的同時，也給予個體一系列的規范和束縛，契約則是指人與人後天形成的彼此角色定位，如法律、合同等，它也具有規范作用，但是不摻雜血緣、等級和民族等封閉和排外性因素。狹義的身份與契約具有對立關系，身份是先天具有的，而契約是後天約定，以身份來界定社會關系雖然在一方面能夠團結群體，但是在另一方面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和排外性，而以契約界定社會關系則體現個體的在社會中定位中自由、平等、協商等開放性，出現沖突的時候，由於身份關系強調遠近親疏、尊卑有別，強調利益差異，所以以其作為化解規范便可能出現偏頗，而契約關系注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不特別關照涉及此事的是什麼人，從而以規范理性解決問題，保障沖突雙方的利益，並防止沖突向民族問題轉化。新疆地區的社會關系從血緣和民族等身份關系轉向理性的契約關系，需要新疆不斷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不斷完善社會法制建設，以及對法律等契約精神的大力弘揚。
2.理性認知主流文化、少數民族文化及其他文化
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文化認同是三個方面的關系，即自我、他者和共同體的關系。真正的文化認同是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對其他文化的認同以及對共同文化的認同基礎之上的，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認同的認知關節點在於如何認知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適應、不同文化成員和平共處的局面，進而才能產生情感上的認同，或者從另外一個不那麼理想的結果來說，即使沒有全員的情感認同，但能夠做到對共同規范予以理智的認知和遵守，那麼在當前也是為人們所期待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對於契約精神的一種理性認識和遵行。
3.以開放心態面對現代化與全球化
新疆少數民族文化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中，面對的不僅僅是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問題，同時還有著少數民族文化自身的現代化問題以及如何面對全球化的問題。現代化與全球化本身具有許多被人所詬病的地方，但在現實世界中，這兩種趨勢已然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封閉自我的結果是最終更大程度的喪失自我，這是一個如何堅持自我，同時認知他者的問題。
4.文化認同的相關措施更加的生活化
首先，進一步的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和國家認同教育。文化的認同從社會的層面來說，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影響，構建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是文化認同的實現基礎，對於新疆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不但要使文化認同教育融入社會，同時還需要將少數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到文化認同的內容當中去，只有這樣才能夠令主流文化更具有親和力，從而提升少數民族群體對於中華民族、國家以及公民和法制形成理性認知和情感認同。其次，讓文化認同回歸日常生活。回歸日常生活首先在於構建整個社會教育的良好氛圍，在這個基礎上大力發展現代教育，並結合與少數民族日常生活聯系最為緊密的內容，在形式上改變單方面宣傳和灌輸的傳統方式，採取能夠讓少數民族群體獲取更多直接體驗的教育形式。新疆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存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方面的影響，少數民族文化本身也面臨著現代化問題，文化的認同和發展離不開新疆經濟建設、思想觀念、法制建設和教育事業的全面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不僅僅是文化適應的問題，同時還是一個緊迫的社會問題，並且與新疆的跨越式發展和社會穩定息息相關。
作者：夏天成 克力比努爾 單位：新疆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
第二篇
一、民族文化存在及其特性
民族文化是基於民族地區的資源，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創造的，是依賴自身生產力水平對環境資源的獲取、加工和利用。「人們在空間資源稟賦下所採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態度是對空間資源的選擇和適應」。是民族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性反映，是民族文化的創造和積累。民族憑借自己創造的文化維系著民族自身的延續和發展。民族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空間基礎。由於民族文化離不開民族特定的生存環境，是基於民族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創造。因而，民族文化在歷史演進中具有獨特性、穩定性、傳承性和發展性。獨特性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徵。民族的語言、習俗、宗教和行為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形態，是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礎。民族文化是民族在特定的環境中，基於特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創造的文化，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具有獨特性，即民族性。這是民族存在和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文化標志。穩定性是民族生境適應的文化表現。生境適應是民族基於自身生產力水平，對環境資源的進行加工、利用，獲得最高效益的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民族傳統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在文化上就具有保守性。這種保守性往往拒絕外來文化的變革，在文化的發展上表現出滯後性、獨特性和穩定性。這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如此頻繁和深入的今天，仍然保持自身的特點，形成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原因所在。傳承性是民族文化存在的機制。文化是民族適應生境的社會成果，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創造。民族的存在依賴於民族文化的維系。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證了民族的延續。民族文化是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生產勞動和社會發展中創造的，適應於民族生產力發展的文化。沒有民族文化的傳承，就沒有民族的延續和發展。發展性是民族文化保持生機活力和民族延續的內在動因。民族文化形成於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環境稟賦和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民族文化的穩定性是相對的，發展是絕對的。在人類的文明發展進程中，隨著地域資源和生產條件的變化，民族文化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這是生產力發展對民族文化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民族文化的發展性是漸變的，不是拋棄，而是揚棄，在歷史演進中必須保持民族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和文化的一貫性。
二、民族文化旅遊開發與民族文化存在
民族文化是民族基於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境適應的文化創造。民族文化的存在和保留，得益於民族居境的封閉，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閉塞。民族一般都居住於偏遠的落後地區，歷史上與外界進行的信息和文化交流較少。民族文化的傳承是民族無意識和按照自身的文化取向有規律地進行的。文化傳承者無法選擇，是被動實現的。民族文化雖是被動傳承，但與民族傳統社會的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與民族生境適應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使文化得以保留和代代相傳。然而，現今將民族文化作為資源進行旅遊開發後，民族文化存在和傳承基礎被打破了。民族文化不再是基於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創造，是脫離群眾的文化再加工。隨著民族文化旅遊的開發，民族地區的交通將大大改善，與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也將迅速而頻繁。民族文化主體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也將發生改變，民族文化的傳承和保護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民族文化旅遊開發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產品或商品，進行推銷的過程，也是民族文化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再加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開發商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滿足旅遊者的獵奇心理，將原來置身於民間的地道純朴的民族文化進行技術加工和再生產。這一加工和再生產過程，脫離了民間大眾的集體創造，失去了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基，置身的土壤，從而使民族文化走形變味，發生異化。如為了追逐經濟利益，一些民間傳統的民俗、慶典和歌舞隨時、隨地、隨意表演，使民族文化失去了自身的嚴肅性和本真性。如潑水節、火把節、蘆笙歌舞、侗族大歌、婚嫁風俗等不再按民族民俗特定的時間、地點、方式進行嚴格舉行，而是隨遊客要求隨意開展，失去了民族風情的群眾氛圍，「已非民族風情的真實展現，甚至還出現一些任意編造、添加、拼湊的旅遊地根本不存在的假民俗」。民族文化旅遊開發帶來了交通的發展、文化的交流，加快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同化。民族文化旅遊開發的前提就是要改善地區的旅遊設施。其中，交通是旅遊設施的重要條件之一。隨著民族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民族文化旅遊的開發，外來遊客將大量湧入，異地文化、現代文化與民族文化的交流將不可避免，動搖著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基。民族文化將逐步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如黔東南地區苗族古香古色、樹皮小瓦的吊腳樓變成了小洋房;村寨的苗族服飾變成了簡便適用的漢裝;民族歌舞表演融入了現代歌曲，當地的年輕人唱起了卡拉OK，世代傳承的民族歌曲被漸漸淡忘;民族祭祀活動、祭祀儀式的隨意表演，失去了自身的威嚴與嚴肅，民族文化淡化的現象嚴重。
三、民族文化旅遊開發與民族文化傳承
民族文化旅遊開發雖給民族地區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脫貧致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也給民族文化的存在、傳承和保護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文明的發展，先進的外來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優勢逐漸顯現。民族文化將逐漸讓位於外來文化、現代文化和主流文化，民族地區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將發生重大改變。原來封閉的，傳承幾百上千年的民族文化將被現代文明和先進文化所取代，從而面臨淡化和消亡。目前，民族文化的搶救和保護已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家也提出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但民族文化在旅遊開發中如何搶救和保護，仍面臨著諸多問題。民族文化傳承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中進行的文化縱向交接的過程。這個過程在生存環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約下具有強制性和模式化，從而形成傳、承、創、積、傳的文化傳承機制，使人類文化在歷史發展中具有獨特性、穩定性、傳承性和發展性。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是維系民族共同體團結、凝聚的內在動因。民族文化傳承不是單一文化元素的傳遞，而是多文化元素的有機組合在不同的年齡和性別結構中的代際傳承。文化傳承不是簡單的文化傳遞，而是按照文化適應的規律，進行的文化再生產，是在原有文化基礎上的文化再創造，保證了文化傳承的一致性。這種傳承不僅具有強制性和模式化，而且更多地表現為文化傳承的自覺性。在民族的傳統社會里，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環境閉塞，民族間的交往並不密切，民族文化的傳承都是在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的，並按自身的規律發展的。民族文化旅遊開發後，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各民族之間的人員交往和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一個多元的文化將呈現在民族及其成員的面前，這意味著文化傳承者對於文化的選擇不再是被動的，是傳承本民族文化或是吸收外來文化，傳承者臨著多項的選擇。文化傳承者在比較和選擇的環境中，許多優秀的民族文化在旅遊開發中將走向衰落。要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實現民族文化傳承，必須喚醒民族及其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理論是費孝通先生在長期實地調查和文化反思中提出的。近年來，文化自覺已成為文化傳承保護的重要話題。1997年1月4日，費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學重點學科匯報會上就指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費先生對各民族文化碰撞交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主張。民族文化旅遊開發帶來的文化碰撞與交流，將不可避免地對民族文化產生沖擊和影響。如何認知和准確定位本民族的文化，如何處理好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是民族文化傳承者必須充分認識和准確把握的問題。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表徵，也是推動民族延續、發展的動力源泉。民族及其社會成員是民族文化的主體，是民族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帶來的文化沖擊中，應表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性。一個缺乏文化自覺的民族，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的時候就會手足無措，隨波逐流，最後喪失掉自己民族的文化。文化傳承的內在動力只能源於民族主體的文化自覺，外力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往往僅限於保護。因此，靠政府的干預或者學者的呼籲實現民族文化傳承往往是不現實的，必須依靠民族文化主體的自省和自覺。民族文化的主體就是本民族的群眾，只有本民族的群眾在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中認同自己的文化，感知自己的文化，才能自覺保護、傳承自己民族的文化。
四、民族文化旅遊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
民族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傳承是一個動態發展問題，強調的是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傳承。而保護更多強調的是通過手段和措施，能動地進行靜態保護。應該說，傳承是最好的保護，保護是為了更好地傳承。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通過文化傳承進行民族文化保護往往是非常困難的。必須通過一定的政策、措施、手段、機制對民族文化進行保護，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很好的傳承。事實上，對民族地區民族文化存在和傳承產生沖擊的不僅僅是民族文化旅遊開發，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全球信息文化交流的頻繁，以及民族地區外出務工人員的大量出現，對民族地區民族文化存在和傳承產生沖擊同樣不可避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保持民族文化存在，喚起民族文化傳承者的文化自覺固然十分重要，但文化存在和文化自覺的活力必須基於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傳承的基礎。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旦被打破，民族文化的存在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其實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只要人們以這種生活方式生活著，其文化就能延續下去」。然而，保持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成不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民族社會發展要求的。因此，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對民族文化如何保護已成為當今社會討論的熱點問題。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保護問題上，有主張加強宣傳，提高民族文化保護意識的;有主張加強立法，制定民族文化保護的政策法規的;有主張建立區域民族文化保護村，創辦民族文化博物館的;有提出旅遊開發與民族文化保護良性互動的;等等。這些都不失為保護民族文化的良策。加強宣傳，提高民族文化保護意識，實際上就是要實現費孝通先生文化自覺中的「自知之明」，通過宣傳提高民族對自身文化及其價值的認識，樹立民族文化保護意識，實為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保護之基。加強立法，制定民族文化保護政策法規，對規范民族文化旅遊開發行為，杜絕惟利是圖和掠奪性開發，避免民族文化開發走樣變味，甚至遭到破壞勢必起到積極的作用。建立區域民族文化保護村，創辦民族文化博物館，在民族文化自覺沒有被喚醒或者喪失的情況下，對民族文化進行靜態保護也不失為權宜之舉，從民族文化的歷史發展來看，也是非常必要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發展的，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和信息文化快速傳播的今天，拒絕外來文化的影響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堅持開發、保護良性互動當為民族文化保護之上策。
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保護良性互動就是在旅遊開發中，通過開發收益，經濟回報提高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認識。在文化旅遊開發、展示和體驗中，使民族意識、民族身份、民族認同得到強化，實現民族文化的復興、再造、傳承和發展。在這方面不乏成功的案例。雲南少數民族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特定場景中，族群意識、民族身份認同被強化，甚至比以往更強烈，民族傳統文化得到復興、再造，實現了民族文化的傳承、延續、發展。貴州西江千戶苗寨，在民族文化旅遊開發中，堅持「以保護帶動開發，以開發促進保護」為原則，以「原生態民族風情游」為方向，積極開發民風民俗、苗族歌舞、農耕文化和古老吊腳樓群等原生態苗族文化旅遊，形成了開發、保護良性互動的「西江模式」。在文化旅遊開發中，村民不僅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收入，而且民族文化意識得到了加強，民族文化得到了復興、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是一定地域的民族在環境資源稟賦下，基於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創造的文化。民族地區的資源、環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礎，也是民族文化構成的主要內容。民族文化是民族群眾的集體創造。以滿足遊客為目的，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對民族文化進行的加工與塑造，會不同程度地動搖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礎。加上民族文化旅遊開發帶來的外來文化的沖擊，民族文化的傳承保護將面臨嚴重挑戰。只有在旅遊開發中喚醒民族大眾的文化自覺，實現旅遊開發與文化保護的良性互動，民族文化才能得到有效的傳承和發展。
作者：楊東升 單位：貴州凱里學院

6. 求一篇旅遊文化的論文.

游文化的歷史本真性
（一） 旅遊文化蘊含真實的歷史文化。歷（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隻腳，表示人穿過樹林。漢代徐慎所著的《說文解字》里便說：「歷，過也，傳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藝術、宗教、神話、法律、風俗以及其它社會現象。」（英國.IB.泰勒）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應該「真實」，這種真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靠拉幾個「洋專家」，「土權威」捏造、篡改的歷史。在這場「絲路起點」爭論中。河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大學易學考古研究所所長蔡運章在古籍《穆天子傳》找到了佐證：西周時期穆天子從洛陽出發，西遊到昆侖山會見西王母。這種帶有傳奇色彩的「佐證」，只能是傳說而已，筆者認為並不能構成歷史文化的真實場景。獲取歷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別是「絲綢之路」作為涉及氣象、宗教、貿易、藝術等方面的特質「旅遊產品（旅遊資源）」，更應運用現代的考古方法進行科學斷定，通過多方面尋找史料，多方論證，才能還原其本真性。
（二） 旅遊文化的真實性也是相對的。要絕對復原「絲綢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時，我們應盡可能的在現階段考慮周全。在張騫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絲綢資料可走。蔡運章先生認為，早在張騫出使西域前，絲綢之路已經開通。商代時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條「玉石之路」，安陽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陽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來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實上，商州時期，直至張騫出使，長安以西是蠻荒之地，漢朝對此冷淡，甚至有放棄掉「涼州」的打算。我們研究問題，要用哲學的觀點，應該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關系。研究「絲綢之路」要首先確定其歷史概念上的內涵和外延。唯有張騫是代表大漢政府主權國家出使西域的，這是其一；學術界認可研究絲綢之路的起止時間和起止路線已有定論，就應在這個范疇內深入研究，這是其二。絲綢之路陸路有三條，在歷史中有過演變，但應有一個公認的界定。當然，我們不應反對歷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種顛覆是要有根據的。所以，旅遊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對的，應考慮旅遊、歷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結合。這樣才有研究價值和意義。一些考古的東西僅限於歷史的范疇，對旅遊文化的作用應有所選擇。經過慎重考慮，中國專家目前側重於主張以張騫出使西域時間為起點，清中期為時間終點，這一主張在「新疆會議」上基本被中亞沿線國家接受。
（三） 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還表現在它的「真實性」不受政府及其媒體的歪曲。政府出於政治目的，經濟意識或者為了迎合某種觀點、理論，主導宣傳、媒體轟炸，造成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在體驗、傳播中褪色或者變味。西安、洛陽媒體報道時各有偏頗，缺乏「中立」立場，這也許是為了製造新聞「賣點」。但有點「禍國殃民，貽誤子孫」。洛陽媒體在對「新疆會議」上的《初步行動計劃》表述有意篡改，這種「黑色幽默」有悖於職業良知。
旅遊文化主體從心理上需要真實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作為一種學術探討，不應將民間調查上升到學術依據。旅遊客體應反映客觀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實、准確、最新的歷史文化。我們應尊重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賦於客觀真實歷史意義上的旅遊文化，才能發展本地、本區域、本民族的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的市場商品性
（一） 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旅遊主體、客體、媒介各種關系的總和，在初期表現為旅遊資源，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旅遊產品。一旦形成旅遊產品，其市場商品性隨之而來。「絲綢之路起點」之爭，說白了是一種旅遊資源、旅遊產品與旅遊文化之爭，西安、洛陽兩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絲綢之路起點」這種旅遊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撐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讓城市在整體競爭中獲勝。
（二） 旅遊文化應該在市場上商品化，但不能違背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西安、洛陽之爭，不僅僅看到聯合國對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經濟援助，還在於旅遊產品的進一步開發，城市文化內涵的提升。在今天，各個旅遊城市利用文化品牌進行城市經營，加快國際化旅遊城市進程中，應尊重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走市場化道路，不要大肆鋪張，大建一些虛無的城市廣場、城市標志等，違背商品的市場價值規律。
（三） 旅遊已成為城市的「名片」，旅遊文化更是「名片」的「晶元」。西安、洛陽兩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確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遊文化品牌，應該按照旅遊、歷史、文化的規律辦事，並要分析、研究旅遊文化的特殊性，保護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遷，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設。筆者看到西安、洛陽兩個城市及兩個城市在旅遊文化經營方面舊城已經破壞十分嚴重，新城的快速建設讓旅遊文化消失殆盡。所以說，旅遊文化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應統籌考慮，從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個方面來最終確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廣東的漢奸別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遺址，長安古樂等等旅遊文化內容（類別）應有選擇性的接收或者傳承。
七、結尾
西安、洛陽兩城市爭奪「絲綢之路起點」這一事件，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兩個城市對旅遊文化的重視，旅遊文化已成為旅遊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走向共贏」是最好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不是打著中華民族「和為貴」的旗幟，漠視旅遊文化歷史本真性的選擇。也不是為了保住洛陽加入申遺名單，在「不影響西安」的前提下，將始點由西安東移至洛陽。絲綢之路在世界的商貿、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當前，商貿交易有「回潮」趨勢，備受沿線各國關注。其申遺工作是一項復雜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國無法單獨申報，申遺工作應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據悉，這個政府關於絲綢之路申遺的准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西安作為起點城市，在重新設立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漢長安城、唐大明宮、西安碑林等將作為絲綢之路的捆綁項目出現；絲綢之路在甘肅省全長1600公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組對天水麥積山、武威文廟、天梯山石窟、張掖大佛寺，以及嘉峪關和魏晉墓等文物點進行了重點考察，包括10處石窟、6處古建、7處古遺址、4處古墓葬在內的物質遺存，被列入了申遺保護方案；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經啟動了近兩年的對沿線遺址的調查、研究、保護工作
除了陝西，甘肅和新疆三省，將河南（洛陽）也納入了絲綢之路申遺項目單位，但並不是以「絲綢之路起點」的名義納入的，主要還是考慮了其絲綢之路的遺跡。筆者考慮，可能是為了全面展示絲綢之路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甘肅在打「絲綢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肅省絲綢之路協會，辦《絲綢之路》雜志，新疆，陝西也不例外。絲綢之路已成為一種馳名世界的旅遊品牌，例如舉辦「絲綢之路國際模特大賽」等等，影響甚廣。
關於旅遊文化及其歷史所謂本真性和市場的商品性問題，筆者只是泛泛而談，希望能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師長們加入到研究旅遊文化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發展探究等等問題的隊伍中來，不斷創新，為發展中國特色的旅遊文化盡自己一點心意。

7. 關於旅遊文化方面的論文

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
（一） 旅遊文化蘊含真實的歷史文化。歷（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隻腳，表示人穿過樹林。漢代徐慎所著的《說文解字》里便說：「歷，過也，傳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藝術、宗教、神話、法律、風俗以及其它社會現象。」（英國.IB.泰勒）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應該「真實」，這種真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靠拉幾個「洋專家」，「土權威」捏造、篡改的歷史。在這場「絲路起點」爭論中。河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大學易學考古研究所所長蔡運章在古籍《穆天子傳》找到了佐證：西周時期穆天子從洛陽出發，西遊到昆侖山會見西王母。這種帶有傳奇色彩的「佐證」，只能是傳說而已，筆者認為並不能構成歷史文化的真實場景。獲取歷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別是「絲綢之路」作為涉及氣象、宗教、貿易、藝術等方面的特質「旅遊產品（旅遊資源）」，更應運用現代的考古方法進行科學斷定，通過多方面尋找史料，多方論證，才能還原其本真性。
（二） 旅遊文化的真實性也是相對的。要絕對復原「絲綢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時，我們應盡可能的在現階段考慮周全。在張騫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絲綢資料可走。蔡運章先生認為，早在張騫出使西域前，絲綢之路已經開通。商代時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條「玉石之路」，安陽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陽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來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實上，商州時期，直至張騫出使，長安以西是蠻荒之地，漢朝對此冷淡，甚至有放棄掉「涼州」的打算。我們研究問題，要用哲學的觀點，應該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關系。研究「絲綢之路」要首先確定其歷史概念上的內涵和外延。唯有張騫是代表大漢政府主權國家出使西域的，這是其一；學術界認可研究絲綢之路的起止時間和起止路線已有定論，就應在這個范疇內深入研究，這是其二。絲綢之路陸路有三條，在歷史中有過演變，但應有一個公認的界定。當然，我們不應反對歷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種顛覆是要有根據的。所以，旅遊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對的，應考慮旅遊、歷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結合。這樣才有研究價值和意義。一些考古的東西僅限於歷史的范疇，對旅遊文化的作用應有所選擇。經過慎重考慮，中國專家目前側重於主張以張騫出使西域時間為起點，清中期為時間終點，這一主張在「新疆會議」上基本被中亞沿線國家接受。
（三） 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還表現在它的「真實性」不受政府及其媒體的歪曲。政府出於政治目的，經濟意識或者為了迎合某種觀點、理論，主導宣傳、媒體轟炸，造成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在體驗、傳播中褪色或者變味。西安、洛陽媒體報道時各有偏頗，缺乏「中立」立場，這也許是為了製造新聞「賣點」。但有點「禍國殃民，貽誤子孫」。洛陽媒體在對「新疆會議」上的《初步行動計劃》表述有意篡改，這種「黑色幽默」有悖於職業良知。
旅遊文化主體從心理上需要真實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作為一種學術探討，不應將民間調查上升到學術依據。旅遊客體應反映客觀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實、准確、最新的歷史文化。我們應尊重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賦於客觀真實歷史意義上的旅遊文化，才能發展本地、本區域、本民族的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的市場商品性
（一） 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旅遊主體、客體、媒介各種關系的總和，在初期表現為旅遊資源，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旅遊產品。一旦形成旅遊產品，其市場商品性隨之而來。「絲綢之路起點」之爭，說白了是一種旅遊資源、旅遊產品與旅遊文化之爭，西安、洛陽兩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絲綢之路起點」這種旅遊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撐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讓城市在整體競爭中獲勝。
（二） 旅遊文化應該在市場上商品化，但不能違背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西安、洛陽之爭，不僅僅看到聯合國對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經濟援助，還在於旅遊產品的進一步開發，城市文化內涵的提升。在今天，各個旅遊城市利用文化品牌進行城市經營，加快國際化旅遊城市進程中，應尊重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走市場化道路，不要大肆鋪張，大建一些虛無的城市廣場、城市標志等，違背商品的市場價值規律。
（三） 旅遊已成為城市的「名片」，旅遊文化更是「名片」的「晶元」。西安、洛陽兩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確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遊文化品牌，應該按照旅遊、歷史、文化的規律辦事，並要分析、研究旅遊文化的特殊性，保護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遷，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設。筆者看到西安、洛陽兩個城市及兩個城市在旅遊文化經營方面舊城已經破壞十分嚴重，新城的快速建設讓旅遊文化消失殆盡。所以說，旅遊文化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應統籌考慮，從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個方面來最終確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廣東的漢奸別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遺址，長安古樂等等旅遊文化內容（類別）應有選擇性的接收或者傳承。
七、結尾
西安、洛陽兩城市爭奪「絲綢之路起點」這一事件，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兩個城市對旅遊文化的重視，旅遊文化已成為旅遊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走向共贏」是最好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不是打著中華民族「和為貴」的旗幟，漠視旅遊文化歷史本真性的選擇。也不是為了保住洛陽加入申遺名單，在「不影響西安」的前提下，將始點由西安東移至洛陽。絲綢之路在世界的商貿、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當前，商貿交易有「回潮」趨勢，備受沿線各國關注。其申遺工作是一項復雜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國無法單獨申報，申遺工作應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據悉，這個政府關於絲綢之路申遺的准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西安作為起點城市，在重新設立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漢長安城、唐大明宮、西安碑林等將作為絲綢之路的捆綁項目出現；絲綢之路在甘肅省全長1600公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組對天水麥積山、武威文廟、天梯山石窟、張掖大佛寺，以及嘉峪關和魏晉墓等文物點進行了重點考察，包括10處石窟、6處古建、7處古遺址、4處古墓葬在內的物質遺存，被列入了申遺保護方案；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經啟動了近兩年的對沿線遺址的調查、研究、保護工作
除了陝西，甘肅和新疆三省，將河南（洛陽）也納入了絲綢之路申遺項目單位，但並不是以「絲綢之路起點」的名義納入的，主要還是考慮了其絲綢之路的遺跡。筆者考慮，可能是為了全面展示絲綢之路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甘肅在打「絲綢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肅省絲綢之路協會，辦《絲綢之路》雜志，新疆，陝西也不例外。絲綢之路已成為一種馳名世界的旅遊品牌，例如舉辦「絲綢之路國際模特大賽」等等，影響甚廣。
關於旅遊文化及其歷史所謂本真性和市場的商品性問題，筆者只是泛泛而談，希望能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師長們加入到研究旅遊文化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發展探究等等問題的隊伍中來，不斷創新，為發展中國特色的旅遊文化盡自己一點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