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旅遊文化初探
1. 什麼是旅遊文化
你想做學術研究嗎?答案是,沒答案。這是一個伴隨旅遊經濟而產生的一個詞,基本就不回是一個社會答學或文化人類學術語。
文化,廣義上講,記錄人類生存、發展、變化的載體的總合。它體現在衣食住行這些最普通的生活過程中,也體現在政治,經濟等這些很大的社會活動中。現在有一種流行,什麼東西一旦加上「**文化」,就很牛。狹義上是指稱現實可見的表達一定時代特徵或價值觀念的載體,比如出版物,傳統節日,歷史典故……。
那麼從這個角度講,旅遊文化應該包括,與旅遊相關的出版物,各地舉辦的旅遊促銷活動,拍攝的旅遊宣傳片,旅遊引發出來的新行為,比如驢友俱樂部,五一,十一瘋狂的旅遊透支……。
2. 旅遊與文化的關系是什麼
一、民族文化關系著旅遊產品的競爭力。
文化是旅遊發展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發展的依託。旅遊產品的競爭力最終體現為文化的競爭。業內人士都清楚,旅遊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體現著對文化的應用、旅遊產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劃、規劃、開發者對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遊與文化緊密結合起來,這樣的旅遊產品才更具有生命力。這個基本規律對於民族文化資源的旅遊開發,更是表現得極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雙版納的傣族潑水節、楊麗萍的原生態大型歌舞《雲南印象》等,都是對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運用的典型。
二、旅遊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為旅遊的靈魂,始終蘊含在旅遊活動中,表現出極大的魅力。綜觀旅遊發展史,雖然各個時期都有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但在本質上卻有許多共同之處,即旅遊者在旅遊活動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強的民族性和發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們的地域性決定了文化的差異性。但是,地域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必然相互聯系、相互交流,而人類的旅遊活動,就是各種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結合的運動。旅遊的主旨和內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組織旅遊和參與旅遊的一切活動,必然與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
三、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並不是旅遊和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它是環繞旅遊活動有機形成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內在價值為依據,以行、吃、住、游、購、娛六大要素為依託,以旅遊主體、旅遊客體、旅遊中介間的相互關系為基礎,始終作用於旅遊活動整個過程之中。首先,旅遊文化包括人們對旅遊的理論研究成果,如旅遊、旅遊管、旅遊心理學、旅遊、旅遊、旅遊地學、旅遊學、旅遊影視藝術等,具有為旅遊業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遊文化是在與多學科的結合、碰撞、融會過程中形成的學科和專業,它主旨鮮明、內容豐富、研究內容獨具特色。此外,它還肩負著為旅遊業服務,提高旅遊品位和格調的任務,如主要體現在行、吃、住、游、購、娛六大旅遊要素中的特色
3. 文化旅遊和旅遊文化的分析
(一)旅遊和文化的關系
旅遊和文化兩者之間是相互包容、協作統一的,旅遊是基於文化的衍生,文化是發展旅遊的基礎條件。換而言之,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是整個旅遊活動進行的主線。目前,人們開展各種旅遊活動的目的,是解讀和發展文化,通過開展旅遊活動,實現文化發揚,同時旅遊活動的進行還能夠提高文化傳播速度,促進文化發展,這對於保護文化和傳承文化更加有利。
(二)兩者混淆的現象
現階段,我國旅遊界對旅遊文化和文化旅遊兩者進行研究時,特別容易把旅遊文化和文化旅遊混淆,導致在研究過程中會出現疑惑的地方,因此,旅遊學者非常重視這兩者的研究。雖然旅遊文化是人們已經非常熟悉的內容,但對於它的概念,還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而文化旅遊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出現的,由於兩者字面上沒什麼不同,但是對這兩個詞的概念以及內涵並沒有嚴格界定。雖然兩者字面上的意思非常相似,但是兩者的內涵還存在很大差別,這讓很多人難以區分。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經常發生混淆,因此,為了明確兩者的區別,需要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更好地發揮其優勢和作用。
(三)兩者的研究現狀
就旅遊文化而言,我國早期對旅遊文化的觀念比較片面和籠統,把旅遊文化外在物化;到了後期,開始強調旅遊文化的核心是旅遊者和開展的旅遊活動。在研究旅遊文化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國旅遊界把旅遊對象的文化和旅遊文化等同,這是對旅遊文化的一種誤解。大多數人都用總和的概念來界定新的旅遊文化概念,並沒有借鑒國外這個領域的相關研究,因此我國的研究稍微落後於國際研究。就文化旅遊而言,我國把文化旅遊理解為一種旅遊類型,具有文化色彩和旅遊產品的旅遊過程、民俗旅遊以及旅遊者對外地文化的求知和憧憬等。通過這些理解,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對於文化旅遊的研究和理解存在不足,幾乎沒有深入研究,僅停留在文化資源開發上,一系列的系統理論研究沒有足夠的實踐驗證。有時候,還經常把文化旅遊等同旅遊文化,把文化旅遊看作設計產品的觀點和思路,從廣義的層面上,強調旅遊產品的文化性,例如民俗旅遊等觀點。顯然,這樣的研究結果讓文化旅遊更加狹隘,沒有概念的理論行定義。
4. 請問旅遊文化學科的研究目的是什麼請結合自己的學習談一下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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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旅遊文化方面的論文
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
(一) 旅遊文化蘊含真實的歷史文化。歷(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隻腳,表示人穿過樹林。漢代徐慎所著的《說文解字》里便說:「歷,過也,傳也。」「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藝術、宗教、神話、法律、風俗以及其它社會現象。」(英國.IB.泰勒)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應該「真實」,這種真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靠拉幾個「洋專家」,「土權威」捏造、篡改的歷史。在這場「絲路起點」爭論中。河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大學易學考古研究所所長蔡運章在古籍《穆天子傳》找到了佐證:西周時期穆天子從洛陽出發,西遊到昆侖山會見西王母。這種帶有傳奇色彩的「佐證」,只能是傳說而已,筆者認為並不能構成歷史文化的真實場景。獲取歷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別是「絲綢之路」作為涉及氣象、宗教、貿易、藝術等方面的特質「旅遊產品(旅遊資源)」,更應運用現代的考古方法進行科學斷定,通過多方面尋找史料,多方論證,才能還原其本真性。
(二) 旅遊文化的真實性也是相對的。要絕對復原「絲綢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時,我們應盡可能的在現階段考慮周全。在張騫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絲綢資料可走。蔡運章先生認為,早在張騫出使西域前,絲綢之路已經開通。商代時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條「玉石之路」,安陽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陽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來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實上,商州時期,直至張騫出使,長安以西是蠻荒之地,漢朝對此冷淡,甚至有放棄掉「涼州」的打算。我們研究問題,要用哲學的觀點,應該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關系。研究「絲綢之路」要首先確定其歷史概念上的內涵和外延。唯有張騫是代表大漢政府主權國家出使西域的,這是其一;學術界認可研究絲綢之路的起止時間和起止路線已有定論,就應在這個范疇內深入研究,這是其二。絲綢之路陸路有三條,在歷史中有過演變,但應有一個公認的界定。當然,我們不應反對歷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種顛覆是要有根據的。所以,旅遊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對的,應考慮旅遊、歷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結合。這樣才有研究價值和意義。一些考古的東西僅限於歷史的范疇,對旅遊文化的作用應有所選擇。經過慎重考慮,中國專家目前側重於主張以張騫出使西域時間為起點,清中期為時間終點,這一主張在「新疆會議」上基本被中亞沿線國家接受。
(三) 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還表現在它的「真實性」不受政府及其媒體的歪曲。政府出於政治目的,經濟意識或者為了迎合某種觀點、理論,主導宣傳、媒體轟炸,造成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在體驗、傳播中褪色或者變味。西安、洛陽媒體報道時各有偏頗,缺乏「中立」立場,這也許是為了製造新聞「賣點」。但有點「禍國殃民,貽誤子孫」。洛陽媒體在對「新疆會議」上的《初步行動計劃》表述有意篡改,這種「黑色幽默」有悖於職業良知。
旅遊文化主體從心理上需要真實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作為一種學術探討,不應將民間調查上升到學術依據。旅遊客體應反映客觀的歷史文化,旅遊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實、准確、最新的歷史文化。我們應尊重旅遊文化的歷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賦於客觀真實歷史意義上的旅遊文化,才能發展本地、本區域、本民族的旅遊文化。
旅遊文化的市場商品性
(一) 旅遊文化作為一種旅遊主體、客體、媒介各種關系的總和,在初期表現為旅遊資源,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旅遊產品。一旦形成旅遊產品,其市場商品性隨之而來。「絲綢之路起點」之爭,說白了是一種旅遊資源、旅遊產品與旅遊文化之爭,西安、洛陽兩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絲綢之路起點」這種旅遊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撐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讓城市在整體競爭中獲勝。
(二) 旅遊文化應該在市場上商品化,但不能違背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西安、洛陽之爭,不僅僅看到聯合國對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經濟援助,還在於旅遊產品的進一步開發,城市文化內涵的提升。在今天,各個旅遊城市利用文化品牌進行城市經營,加快國際化旅遊城市進程中,應尊重旅遊文化的真實歷史,走市場化道路,不要大肆鋪張,大建一些虛無的城市廣場、城市標志等,違背商品的市場價值規律。
(三) 旅遊已成為城市的「名片」,旅遊文化更是「名片」的「晶元」。西安、洛陽兩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確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遊文化品牌,應該按照旅遊、歷史、文化的規律辦事,並要分析、研究旅遊文化的特殊性,保護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遷,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設。筆者看到西安、洛陽兩個城市及兩個城市在旅遊文化經營方面舊城已經破壞十分嚴重,新城的快速建設讓旅遊文化消失殆盡。所以說,旅遊文化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應統籌考慮,從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個方面來最終確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廣東的漢奸別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遺址,長安古樂等等旅遊文化內容(類別)應有選擇性的接收或者傳承。
七、結尾
西安、洛陽兩城市爭奪「絲綢之路起點」這一事件,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兩個城市對旅遊文化的重視,旅遊文化已成為旅遊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走向共贏」是最好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不是打著中華民族「和為貴」的旗幟,漠視旅遊文化歷史本真性的選擇。也不是為了保住洛陽加入申遺名單,在「不影響西安」的前提下,將始點由西安東移至洛陽。絲綢之路在世界的商貿、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當前,商貿交易有「回潮」趨勢,備受沿線各國關注。其申遺工作是一項復雜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國無法單獨申報,申遺工作應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據悉,這個政府關於絲綢之路申遺的准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西安作為起點城市,在重新設立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中,漢長安城、唐大明宮、西安碑林等將作為絲綢之路的捆綁項目出現;絲綢之路在甘肅省全長1600公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組對天水麥積山、武威文廟、天梯山石窟、張掖大佛寺,以及嘉峪關和魏晉墓等文物點進行了重點考察,包括10處石窟、6處古建、7處古遺址、4處古墓葬在內的物質遺存,被列入了申遺保護方案;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經啟動了近兩年的對沿線遺址的調查、研究、保護工作
除了陝西,甘肅和新疆三省,將河南(洛陽)也納入了絲綢之路申遺項目單位,但並不是以「絲綢之路起點」的名義納入的,主要還是考慮了其絲綢之路的遺跡。筆者考慮,可能是為了全面展示絲綢之路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甘肅在打「絲綢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肅省絲綢之路協會,辦《絲綢之路》雜志,新疆,陝西也不例外。絲綢之路已成為一種馳名世界的旅遊品牌,例如舉辦「絲綢之路國際模特大賽」等等,影響甚廣。
關於旅遊文化及其歷史所謂本真性和市場的商品性問題,筆者只是泛泛而談,希望能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師長們加入到研究旅遊文化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發展探究等等問題的隊伍中來,不斷創新,為發展中國特色的旅遊文化盡自己一點心意。
6. 旅遊文化研究的內容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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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古代旅遊文化發展的過程
在中國古代,遊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水之樂」被認為是讀書人應有的愛好,彰顯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義遠遠超出單純的旅行或娛樂。這一旅遊文化現象的形成及其價值的提升,是儒家與道家思想互補交融的結果。
道家崇尚「見素抱朴」(《道德經》)、「法天貴真」(《莊子·漁父》),「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山水景物代表自然與天工,與人為斧鑿的廟堂都市恰成鮮明對比,「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焉」(《莊子·知北游》)。東漢末年,道家思想的影響漸增,有人即指出旅遊之樂合乎老莊悟道之旨,仲長統《樂志論》曰:「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迄魏晉南朝,玄學盛行,老莊之道上升為士大夫階層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覽隨之風靡。其時士人習慣將觀賞自然風光與回歸人的自然本性聯系起來,如陶淵明的名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等。由於視山水為自然之道的體現,也就視玄理與山水如同一物,戴安道《閑游贊》內有一段經典的論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鹹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游之人焉。……彼閑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岩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於是畢矣。」在當時的文人創作中,山水與玄理的結合很常見,兩者相互滲透,使山水景物升華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遊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旅遊活動從而獲得了返璞歸真、追求逍遙自得的象徵意義。
山林既然在樊籠之外,於是變成隱逸的代名詞。這樣,便摻雜了入世和出世(處與出)的矛盾。在儒家傳統中,原本存在仕與隱的對立,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孔子對隱士們的評價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由此可見,隱逸包含著強烈的不滿和反抗現實的意味。但玄學家們努力調和「名教」與「自然」(即儒家與道家)的關系,提出朝隱說:「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有人甚至斷言:「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王康琚《反招隱詩》)著意於林泉之下、脫略形骸的隱者不過是格局狹窄的「小隱」,而恣意所適、安閑朝市的才算「大隱」。在入世與出世的關繫上,儒家與道家從矛盾一變而為互補交融,郭象詮釋《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時強調:「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盡管在亂世與衰世,隱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爭的意蘊,但魚與熊掌兼得的邏輯從此占據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時縱情山水獲取精神上的滿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樂不再是消極避世的選擇,而是與功名富貴並行不悖的另一種精神追求。游風興盛之下,還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柏拉圖式精神旅遊——「臥遊」。始於晉宋間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愛遠游」,晚年時將一生游歷過的山水風光「圖之於室」,「澄懷觀道卧以游之」。這一紙上行游的精神娛樂變成著名典故,為後世眾多士大夫所效仿。
唐宋時期,朝隱說進一步發展為吏隱說,謂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猶如隱者。回歸自然的旅遊之樂是吏隱者的精神寄託,在文人作品中屢見不鮮,如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雲:「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雲:「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白居易還提出中隱說,闡發官居閑職的生活風味,「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中隱》)。他歷數中隱的種種樂趣,首先就是旅遊之樂,「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盪,城東有春園。」
經過儒道思想的互補交融,追求山水之樂的旅遊活動躋身主流文化,成為讀書人風雅清高的一個標志,以及文人創作的重要題材。山水畫論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動闡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因此,士大夫階層中流行一種姿態,即不時表露對功名的蔑視和對仕宦的厭倦,希望掙脫名韁利鎖,脫去塵俗之氣,歸隱田野,留連於佳山秀水之間,過自由閑適的生活。即使王安石這樣的大政治家也會在登臨之際表白:「游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次韻游山門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遊,與現代的大眾旅遊迥異。其在本質上是小眾化、精英化的,刻意與「眾人」保持距離,目的是暫離名利場上的激流險灘,躲避城市的喧囂嘈雜,從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遙的精神愉悅。
山水不僅是旅遊觀賞的對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園。它的意蘊雖以道家的自然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觀。儒家有托物言志的傳統,《詩經》善用比興,籍物抒情。孔子周遊列國,歷覽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出自《論語·雍也》),用自然景觀的特性比喻人格意義和社會屬性,藉以言志。隨著士大夫游覽山水之風的興盛,這一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如松柏、蓮花、「四君子」等,相繼成為士大夫品格的象徵。清康熙帝曾談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義:「至於玩芝蘭則愛德行,睹松竹則思貞操,臨清流則貴廉潔,覽蔓草則賤貪穢,此亦古人因物而興,不可不知。」(《欽定熱河志》卷25《行宮一》)因此,游覽山水又稱「仁智之樂」,被認為是繼承了聖賢之心。歷代大儒往往酷愛旅遊,朱熹「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三《觀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說自己「生平山水是課程」,偶爾還發點道家的感慨:「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游入蓬島。」(《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連山水的旅遊文化,對中國古代的雅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派生出中國獨有的文化財富——山水詩、山水畫、盆景以及「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私家園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審美觀,即反對人工斧鑿的痕跡,追求樸拙自然之美,嚮往人與自然的和諧。
更為重要的是,「寄傲山水」的旅遊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時先生認為士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相對的『未定項』,所謂『未定項』即承認『士』有社會屬性但並非為社會屬性所完全決定而絕對不能超越者」。他主要從階級立場和社會功能立論,但「士」的超越性還體現在超脫世俗的追求上。誠然,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樂、出塵之想妝點風雅的門面,但又不宜簡單視之為虛偽做作,因為廟堂和山林的互補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勵士在心理上與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離。特別是當仕途疲倦或官場失意時,山水旅遊之樂永遠是士大夫的精神寄託。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也許中國史上沒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終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它曾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無數真實的『士』發生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鞭策作用。」
8. 麗江水文化初探
耿鴻江
(雲南省水利廳)
在金沙江中游,滇川藏交匯處的7648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世居著以納西族為主體的12個少數民族,共32.9萬人,800年前他們的先人在雪山腳下建造了一座青山環繞、形似碧玉的小城,小城內,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馬轉閣樓;家家臨溪水,戶戶垂楊舞,拱橋彩石路。姑娘放河燈,魚兒戲流水,清晨馬幫來,薄暮古樂起……
有人說這里是我國最令人嚮往的10個小城市之一,地球上最值得光顧的100個小城市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口氣給這里戴上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世界記憶遺產三項桂冠,這就是人類美麗的家園——雲南麗江。
在麗江納西族的東巴經《龍鵬爭斗》中記載,先民將山林、川澤、植物、空氣等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稱為「孰」,人類和孰分別住在若南山的南北兩側,各自過著平靜的生活。有一次,人類把燒紅的鐵礦石丟進海里,傷害了孰。於是,孰開始報復,海水猛漲,淹沒大片耕地。雙方矛盾激化,無法解決,人請來天神丁巴什羅調解。人說:「天地、山谷、木石、水都被孰霸佔,人類難以生存。」孰反訴人類污染了潔凈的山泉,任意捕殺野生動物,還到江邊淘金破裂山上石頭,砍光山頭的森林,燒凈樹木,最後說:「是人類不讓我們活下去啊!」
丁巴什羅調解說:「如果這樣下去,河水會斷流,樹木會枯死,萬物生靈會渴死,海枯石爛了,人和孰誰都難生存。」
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孰把淹沒的田地還給人,負責流出清泉,及時降雨,允許人適度開墾一些山地耕種食物。人類則不得任意毀林開荒、捕殺野生動物和污染河水,要主動給孰除穢治病。於是,人和孰又和好如初了。
納西人信奉,孰是人類祖先的同父異母的兄弟,人類和孰要和睦相處,保持手足情誼,雙方才能共存共榮;人類如果傷害了孰,就將受到懲罰。所以他們亘古以來,一直在約束傷害孰的行為,不斷調整與孰的關系,和諧相處。
納西人這種原始樸素的自然觀在古城的建設和發展中得以充分的體現。「先理水,再修城」,水是古城的生命之源,沒有水就沒有今天的古城,皚皚的玉龍雪山上的雪水融化後匯集到了黑龍潭,經過黑龍潭的淀積蓄勢貫穿古城,進入古城之水又分為中、西、東三支溪流。中河為遠古的自然河水,這條河的存在與天地同壽,因為它是太陽出月亮落的時刻里誕生的;西河是木氏土司用人工挖成的河,以分中河之水,它是與麗江古城一同誕生的;東河則為改土歸流後開挖的河,東河再分中河水。古城的布局,實現了對水的充分利用,街道和房屋擺脫了整齊劃一,方正對稱的中原建築模式,更多的是依山就水,不對原來的地形地勢做過多的改變,「以水為脈,順其自然」,三條河像三條小龍,自然地把河水送到了每一個街巷,有街的地方就有水,有水的地方就有橋。順著水走,就會走到南城外,逆水而行,就能回到古城的中心——四方街,只要跟著水走,就不會迷路。整個古城無不體現著一種靈活變通、自然和諧的設計理念。小橋、流水、游魚、納西人家,「高原姑蘇勝似姑蘇,東方威尼斯美過威尼斯。」
水是古城的血液,正是這溶進了納西文化的奔騰不息的河水,古城今天仍然朝氣蓬勃,充滿靈性。納西族先人認為水是最具代表性的「孰」,與水有著千絲萬縷的情結,為了保護能直接飲用的河水,每天早上10點前不能到河裡洗東西,不準傾倒污物,大年初一清晨要到河邊井口點香買水,當天用的水要在頭天即年三十挑完,否則孰就會認為你索取過多而不高興。先人發明的「三眼井」在麗江古城裡也一直在沿用著,最上面的水井是飲用泉水,中間的水池是淘米洗菜的,最下面一個水池是洗衣物的。水憑借自然的坡度,從源頭流出來以後,流滿第一潭、然後流到第二潭、第三潭。飲用、洗菜、洗衣、刷地衛生節水系統自然生成。最令人激動莫過於納西族的洗街習俗了,傍晚,集市散去,四方街上垃圾遍地、污漬斑斑,聰明的納西族關閉西河的活動水閘,利用古城西高東低的自然落差,用西河水自動沖洗四方街,洗街後的河水流進中河,灌溉了麗江城南邊的上萬畝農田。形成了白天為市、薄暮滌場的獨特街市景觀。
水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與水有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時間把水膜拜、水哲學、水文藝、水的善、水的美等文化要素「化」到人的頭腦之中,並使其產生自覺的認識與實踐。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麗江編制了「保護古城,另闢新城」的城市發展戰略,成立了麗江古城保護管理委員會,制訂了《麗江古城保護管理暫行辦法》,1994年,雲南省人大常委會又制定了《雲南省麗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實行「古城保護文明戶」獎勵制度;民居修復實行「定點管理」,除了重點保護古城的城市格局、水系、橋梁、街道等硬體措施外,同時還注意保護納西族的居住活動、語言、服飾、節慶、信仰、民俗、傳統藝術、菜餚、價值觀與道德規范等無形文化。水是古城的靈氣,水是古城的動力,水讓古城自由自在地呼吸,水讓歷史文化遺產一直「活」到今天。方圓3.8平方千米的古城全是步行街,每天早晨你能看見的唯一的機動車就是那種小型的清潔車。它無聲地穿行在五彩石鋪就的小巷中,把各家提前准備好的垃圾和臟水運走。人們洗衣服,先在盆里洗,將臟水潑進豬圈,再在河中漂衣,不能把污水倒進河裡,中午有人淘米洗菜,洗衣人會主動換到下水處,不能隨便將垃圾倒入水中,更不可在河中刷洗拖把痰盂等臟物。晚上的洗街清除了古城一天的塵土和喧囂。
悉數治水項目何其多,可涉水之思想文化方面何其少;驚嘆都江堰、京杭運河、坎兒井等古代工程之偉大,哪知是其治水文化炳千秋。逐水而遷,傍河而居,誕生了人類文明;人水和諧、天人合一創造了渾厚的水文化。故事傳說、文學作品、行業文化、治水精神、親水景觀以及涉水的文化娛樂設施與活動很難算得上真正的水文化,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治水精神只能是大禹水文化的外延,而「疏」、「導」和「天人合一」的親水愛民思想才是大禹水文化的真正內涵。麗江的文化是以水為核心的文化,麗江的發展是以水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麗江創造的古城保護與發展的「麗江模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模式加以推廣,麗江的水文化是水文化概念的最好詮釋。水文化不是滄桑懷古,更不是粉飾作秀,水文化是歷史的,要有 「化」的過程;水文化也是現實的,要有「化」的結果。文化傳承於意識形態之中,形成人文觀念和思維,並產生自覺的實踐和行動。一個地區的生存環境的好壞往往取決於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文化素質的高低,如果工程技術更多地融合文化的精髓,有的工程就可能換一種設計思路,自然界可能就不會被「改造」成今天這般模樣,這不正是麗江水文化對我們的最大啟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