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文化旅遊發展
『壹』 全國以莊子,孟子或者孔子為文化主題的景區有哪些最好附介紹
孔子:曲阜市,孔子故里。很多關於孔子的景點。孔廟,孔林孔府。還有孔子博物館。
孟子內:山容東濟寧,孟子出生地,位於城南15公里的鳧村內,孟母林之西。元代曾加修復,現有孟子故里坊、孟子故宅、孟母泉、孟母井、孟母池等。
莊子:河南商丘,景點有莊子胡同、莊子井等。莊子的墓在青蓮寺村南五公里處,墓高9米,周長88米。清乾隆年間立石碑一座,陰刻「莊周之墓」四字。
墨子:滕州市主要建築有展室:墨子聖跡堂、墨堂、科技堂、匯文堂。東院,有墨子講學石雕胸像、《墨子》石刻、名人題詞碑刻,此外還有角樓、迴廊、目夷亭等景觀
韓非子:故里河南西平縣,不少景點。
『貳』 莊子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影響 中哲 南開
莊周一生著書十餘萬言,書名《莊子》。這部文獻的出現,標志著在戰國版時代,我國的哲學思權想和文學語言,已經發展到非常玄遠、高深的水平,是我國古代典籍中的瑰寶。因此,莊子不但是我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無論在哲學思想方面,還是文學語言方面,他都給予了我國歷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我國思想吏、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莊子這些思想和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是人類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莊子》在公元3世紀到5世紀的魏晉時期產生重大影響,它和《周易》、《老子》一起並稱「三玄」,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莊子》在唐代(618-907年)正式成為道家的經典之一。後世道教繼承道家學說,經魏晉南北朝的演變,老莊學說成為道家思想的核心內容。
『叄』 中國古代旅遊文化發展的過程
在中國古代,遊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山水之樂」被認為是讀書人應有的愛好,彰顯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義遠遠超出單純的旅行或娛樂。這一旅遊文化現象的形成及其價值的提升,是儒家與道家思想互補交融的結果。
道家崇尚「見素抱朴」(《道德經》)、「法天貴真」(《莊子·漁父》),「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山水景物代表自然與天工,與人為斧鑿的廟堂都市恰成鮮明對比,「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焉」(《莊子·知北游》)。東漢末年,道家思想的影響漸增,有人即指出旅遊之樂合乎老莊悟道之旨,仲長統《樂志論》曰:「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迄魏晉南朝,玄學盛行,老莊之道上升為士大夫階層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覽隨之風靡。其時士人習慣將觀賞自然風光與回歸人的自然本性聯系起來,如陶淵明的名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等。由於視山水為自然之道的體現,也就視玄理與山水如同一物,戴安道《閑游贊》內有一段經典的論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鹹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游之人焉。……彼閑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岩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淡泊之願於是畢矣。」在當時的文人創作中,山水與玄理的結合很常見,兩者相互滲透,使山水景物升華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遊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旅遊活動從而獲得了返璞歸真、追求逍遙自得的象徵意義。
山林既然在樊籠之外,於是變成隱逸的代名詞。這樣,便摻雜了入世和出世(處與出)的矛盾。在儒家傳統中,原本存在仕與隱的對立,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孔子對隱士們的評價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由此可見,隱逸包含著強烈的不滿和反抗現實的意味。但玄學家們努力調和「名教」與「自然」(即儒家與道家)的關系,提出朝隱說:「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晉書·鄧粲傳》)有人甚至斷言:「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王康琚《反招隱詩》)著意於林泉之下、脫略形骸的隱者不過是格局狹窄的「小隱」,而恣意所適、安閑朝市的才算「大隱」。在入世與出世的關繫上,儒家與道家從矛盾一變而為互補交融,郭象詮釋《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時強調:「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盡管在亂世與衰世,隱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爭的意蘊,但魚與熊掌兼得的邏輯從此占據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時縱情山水獲取精神上的滿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樂不再是消極避世的選擇,而是與功名富貴並行不悖的另一種精神追求。游風興盛之下,還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柏拉圖式精神旅遊——「臥遊」。始於晉宋間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愛遠游」,晚年時將一生游歷過的山水風光「圖之於室」,「澄懷觀道卧以游之」。這一紙上行游的精神娛樂變成著名典故,為後世眾多士大夫所效仿。
唐宋時期,朝隱說進一步發展為吏隱說,謂不以利祿縈心,雖居官而猶如隱者。回歸自然的旅遊之樂是吏隱者的精神寄託,在文人作品中屢見不鮮,如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雲:「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雲:「我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白居易還提出中隱說,闡發官居閑職的生活風味,「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中隱》)。他歷數中隱的種種樂趣,首先就是旅遊之樂,「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盪,城東有春園。」
經過儒道思想的互補交融,追求山水之樂的旅遊活動躋身主流文化,成為讀書人風雅清高的一個標志,以及文人創作的重要題材。山水畫論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動闡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因此,士大夫階層中流行一種姿態,即不時表露對功名的蔑視和對仕宦的厭倦,希望掙脫名韁利鎖,脫去塵俗之氣,歸隱田野,留連於佳山秀水之間,過自由閑適的生活。即使王安石這樣的大政治家也會在登臨之際表白:「游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次韻游山門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遊,與現代的大眾旅遊迥異。其在本質上是小眾化、精英化的,刻意與「眾人」保持距離,目的是暫離名利場上的激流險灘,躲避城市的喧囂嘈雜,從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遙的精神愉悅。
山水不僅是旅遊觀賞的對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園。它的意蘊雖以道家的自然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觀。儒家有托物言志的傳統,《詩經》善用比興,籍物抒情。孔子周遊列國,歷覽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出自《論語·雍也》),用自然景觀的特性比喻人格意義和社會屬性,藉以言志。隨著士大夫游覽山水之風的興盛,這一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如松柏、蓮花、「四君子」等,相繼成為士大夫品格的象徵。清康熙帝曾談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義:「至於玩芝蘭則愛德行,睹松竹則思貞操,臨清流則貴廉潔,覽蔓草則賤貪穢,此亦古人因物而興,不可不知。」(《欽定熱河志》卷25《行宮一》)因此,游覽山水又稱「仁智之樂」,被認為是繼承了聖賢之心。歷代大儒往往酷愛旅遊,朱熹「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三《觀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說自己「生平山水是課程」,偶爾還發點道家的感慨:「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游入蓬島。」(《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連山水的旅遊文化,對中國古代的雅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派生出中國獨有的文化財富——山水詩、山水畫、盆景以及「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私家園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審美觀,即反對人工斧鑿的痕跡,追求樸拙自然之美,嚮往人與自然的和諧。
更為重要的是,「寄傲山水」的旅遊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時先生認為士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相對的『未定項』,所謂『未定項』即承認『士』有社會屬性但並非為社會屬性所完全決定而絕對不能超越者」。他主要從階級立場和社會功能立論,但「士」的超越性還體現在超脫世俗的追求上。誠然,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樂、出塵之想妝點風雅的門面,但又不宜簡單視之為虛偽做作,因為廟堂和山林的互補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勵士在心理上與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離。特別是當仕途疲倦或官場失意時,山水旅遊之樂永遠是士大夫的精神寄託。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也許中國史上沒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終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它曾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無數真實的『士』發生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鞭策作用。」
『肆』 簡介莊子及其思想
簡介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說子沐),後人稱之為「南華真版人」,戰國時期宋人權,出生在宋國蒙(今安徽省蒙城縣,又說今河南省商丘縣東北民權縣境內)。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涵蓋著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於老子的哲學。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 他的思想包含著樸素辯證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無為」,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他認為「道」是「先天生地」的,從「道未始有封」(即「道」是無界限差別的),屬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主張「無為」,放棄一切妄為。又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因此他否定知識,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質區別,極力否定現實,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境界,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倒向了相對主義和宿命論。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反對一切社會制度,擯棄一切文化知識。
『伍』 《莊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什麼呢
莊周一生著書十餘萬言,書名《莊子》。這部文獻的出現,標志著在戰國時代,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語言,已經發展到非常玄遠、高深的水平,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瑰寶。因此,莊子不但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無論在哲學思想方面,還是文學語言方面,他都給予了中國歷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思想上:「天道自然」,「無為而治」,逍遙觀念,崇尚回歸自然,為中國的隱士文化、山水文化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莊子在哲學上繼承發揚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體系和獨特的學風文風。他提出「道」是客觀真實的存在,把「道」 視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講天道自然無為。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主張返樸歸真。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罰,對當時統治者的「仁義」和「法治」進行抨擊,他對世俗社會的禮、法、權、勢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精闢見解。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並且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遙自得,是絕對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質享受與虛偽的名譽。莊子這些思想和主張,對後世影響深遠,是人類思想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文學上:幽默機智的語言風格、寓言、超凡入聖的想像 他的政治主張、哲學思想不是乾巴巴的說教,相反,都是通過一個個生動形象、幽默機智的寓言故事,通過汪洋恣肆、儀態萬方的語言文字,巧妙活潑、引人入勝地表達出來,全書彷彿是一部寓言故事集,這些寓言表現出超常的想像力,構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 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藝術感染力。
『陸』 莊子對後世的影響
莊周一生著書十餘萬言,書名《莊子》。這部文獻的出現,標志著在戰國時代專,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語言屬,已經發展到非常玄遠、高深的水平,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瑰寶。《莊子》在公元3世紀到5世紀的魏晉時期產生重大影響,它和《周易》《老子》一起並稱「三玄」。因此,莊子不但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文學家。
莊子最重要的思想是無為,無己,完成天地間一番逍遙游,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與世間萬物一體。與看重人的社會屬性,帶有強烈的政治倫理色彩的儒家學說相比,莊子思想則是一種著重人的自然本性,關懷人的生命和精神學說,莊子自然人本精神首先體現了對生命的熱愛和珍惜上,帶有一種強烈的個性色彩,在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封建社會,莊子的自然人本精神對中國文人獨立人格的養成,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柒』 《莊子》的地位。
莊子的地位與影響。
《莊子》在文學上的影響很大,自賈誼、司馬遷以來,歷代大作家幾乎無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憤世嫉俗、曠達不羈,或隨其悲觀消極、頹廢厭世;在藝術上,或贊嘆不已,或汲取仿效,並加以發揮,從而創造了許多中國古代文學中多姿多彩的藝術作品。郭沫若認為,秦漢以來的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莊子》的影響下發展的(見《魯迅與莊子》)。聞一多也說:「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這些話決不誇張,從寓言到小說,從詩歌到散文,從形式到內容,從文學到哲學,無一不留有莊子的影子,甚至中國的藝術史也多少帶有莊子的印記。
首先,在先秦諸子中,莊子可謂是最善於將寓言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加以自覺運用的。在他的筆下,寓言不僅僅是說理的輔助工具,也具有了幾近獨立的地位。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它直接影響了文人的寓言創作,如唐代韓愈的《馬說》、《龍說》、《送窮文》,柳宗元的《三戒》、《種樹郭橐駝傳》,明代劉基的《郁離子》等,使寓言逐步脫離了論說文、史傳文而獨立成體。更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著上繼神話,下啟小說的作用。《莊子》中關於渾沌、黃帝、廣成子等的刻畫,都採用了神話的題材,其變幻莫測的想像與誇張也與古代神話的風格相似。但它又發展了神話的簡單形式,其寓言有故事情節,有時甚至是復雜的故事情節,有人物形象,有對話,有細節,直接啟發了後代小說的產生。《莊子》中許多寓言記述或者虛構了鬼怪異事,是魏晉以後志怪小說的鼻祖之一。《莊子》中妻死鼓盆在馮夢龍《警世通言》中被發揮成《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莊周夢蝶、髑髏見夢等也被後人演為《三勘蝴蝶夢》、《大劈棺》等戲劇,魯迅《故事新編》中的《起死》也本於此。至於後代詩、詞、曲、賦中熔鑄其寓言為題材的,更是俯拾皆是,數不勝數。
其次,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浪漫主義風格也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其極端熱情的文字,漫無涯際的想像,繽紛瑰麗的辭藻,天馬行空的文思,使其成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影響到包括詠懷詩、玄言詩、遊仙文學、山水文學、田園文學、志怪文學等在內的一大批文學形式。唐代李白深受莊子「開浩盪之奇言」的浪漫主義風格影響,其詩歌、散文感情熾烈,想像豐富,氣勢磅礴,曠放不羈,成為莊子之後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又一個高峰。宋代蘇軾也深得莊子浪漫主義的真諦,他說:「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看來,其自然曠達、卓而不群的人格與莊子不無關系;其《赤壁賦》及清風閣、凌虛台、墨寶堂、超然台諸記,思想語言亦無不出於莊子,而其文章所謂「如行雲流水」,「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的風格,亦與《莊子》相近,其詞更是得莊子之風,成為開創「豪放」一派的大家。
第三,莊子散文中的美學思想對中國文學、藝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莊子認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認為「美」存在於「天地」之間,為自然所有,只有自然無為方才可以體會到天地之大美。這一思想可謂直接孕育了中國山水詩、田園詩、游記等文學的萌芽,並促其發展。中國的繪畫、書法也無一不受其影響,山水畫以其得天地之美而成為中國畫的最主要類型,書法則受其「大美」的美學情調和浪漫主義風格的影響,產生了行雲流水、揮斥八極的草書,典型的如張旭、懷素等人的書法。莊子還獨開「以丑為美」的美學先河,他追求形體的完美,但更追求精神的完美,在他看來,醜陋的形體之下反而更能包含超越形體之外的精神之美,即他所稱的「全德」。這種以形體的醜陋來突出精神之美的美學取向,也成了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的又一處靈感源泉,文學家以「丑石」、「病梅」等等有缺憾的事物來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畫家們則以形像怪異醜陋的人物來表達內心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此外,莊子主張得意忘言、言約旨遠、意在言外的創作準則,直接影響了劉勰「情在詞外」、鍾嶸「文有盡而意有餘」、司空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王國維境界說等文藝理論,也極深地影響到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使其形成了重神而不重形這種顯著區別於西方文藝的風格。
第四,莊子蔑視權勢利祿、追求獨立自由人格和逍遙自適生命境界的精神,使中國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外,有了另一種生命追求。阮籍、嵇康不拘禮教、任性不羈、憤世嫉俗的人格表現,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而寧願「採菊東籬下」的人生態度,甚至歐陽修流連山水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的理想,無一不留有莊子的影子。李白、蘇軾面對人生的大起大落,能夠不驚不亂,依然曠達自適,都可看出受莊子濡染之深。莊子對中國文人精神的影響難以一語道盡,大到人格取向,小到細枝末節,都與莊子有著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聯系,要真正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不讀懂莊子是不行的。
『捌』 莊子對自由的追求對傳統文化的影響
《莊子》共三十三篇,分「內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一般認為「內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莊子所寫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認為是莊子的弟子們所寫,或者說是莊子與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寫成的,它反映的是莊子真實的思想;「雜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復雜些,應當是莊子學派或者後來的學者所寫,有一些篇幅就認為肯定不是莊子學派所有的思想,如《盜跖》、《說劍》等。內篇最集中表現莊子哲學的是《齊物論》、《逍遙游》、《大宗師》等。莊子的品質 莊子看起來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戰國時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約比孟軻的年齡略小,曾做過蒙邑的漆園小吏,生活很窮困,卻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請,在道德上其實是一位非常廉潔、正直,有相當稜角和鋒芒的人。 雖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張修身養性、清靜無為,在他的內心深處則充滿著對當時世態的悲憤與絕望,從他哲學有著退隱、不爭、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莊子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著強烈愛恨的人。 正因為世道污濁,所以他才退隱;正因為有黃雀在後的經歷,所以他才與世無爭;正因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強調率性。莊子是以率性而凸顯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為愛的熱烈,所以他才恨的徹底,他認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貧賤生活中自得其樂,其實就是對現實情形過於黑暗污濁的一種強烈的覺醒與反彈。 莊子是主張精神上的逍遙自在的,所以在形體上,他也試圖達到一種不需要依賴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種逍遙自在境界;莊子是主張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質,人融入於萬物之中,從而與宇宙相終始;莊子提倡護養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順從自然的法則,要安時而處順;莊子要求重視內在德性的修養,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種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莊周一生著書十餘萬言,書名《莊子》。這部文獻的出現,標志著在戰國時代,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語言,已經發展到非常玄遠、高深的水平,是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瑰寶。因此,莊子不但是中國哲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無論在哲學思想方面,還是文學語言方面,他都給予了中國歷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響,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
後人在思想、文學風格、文章體制、寫作技巧上受《莊子》影響的,可以開出很長的名單,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論,就有阮籍、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見其影響之大。 後世道教繼承道家學說,經魏晉南北朝的演變,老莊學說成為道家思想的核心內容。莊子其人並被神化,奉為神靈。唐玄宗天寶元年(七百二十四年)二月封「南華真人」。所著書《莊子》,詔稱《南華真經》。宋徽宗時封「微妙元通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