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開發旅遊業的意義

㈠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什麼歷史意義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路。在工業化到來的時刻，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已被東起連雲港，西至荷蘭鹿特丹的10900公里長的新亞歐大陸橋所取代。但是，它仍有可開發的新價值。

走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有身揣皇上敕令的使節，有率領千軍萬馬的將軍，有心懷發財夢想的商人，有浪漫雲游的邊塞詩人，有隨民族遷徙的民眾，尤其是不絕於途的心懷信仰的傳教士。

所以，絲綢之路是商貿之路、外交之路、傳教之路、軍旅之路、漫遊之路、遷徙之路等多重文明交往匯聚一體的交往平台。多姿多彩的文明交往歷經兩千多年的積淀，留下了豐富的物質遺存。

除了物質遺存外，絲綢之路所蘊含的絲路神韻更是一筆豐富的精神資源。與後絲綢之路時代的西方一極化不同，絲綢之路在空間上始終是多極支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印度、中東、歐洲四個極點。通過這種多極支撐的交往框架，人類的多個文明中心彼此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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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橫跨亞歐非三大洲之間的交往大通道，絲綢之路的開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以中亞為分界線，從東西兩個方向來觀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絲綢之路的歷史淵源。

從東向西的交通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據《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史記·秦本紀》等文獻記載，周穆王於公元前10世紀西征犬戎，從長安出發，北上向西，經隴西、蘭州、武威、張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最遠至蔥嶺、中亞一帶。

每到一處，就以絲綢、銅器、貝幣和硃砂饋贈各部落酋長，各部落酋長也以馬、牛、羊、酒等物品回贈，由此打開了橫穿大西北的草原之路。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東向西的交往軌跡進一步明顯。從考古發現來看，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時，中國絲綢已經傳入希臘。

㈡ 簡述絲綢之路的歷史意義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價值

古代絲綢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共同繪就了人類文明繁榮的壯麗篇章。古代絲綢之路成為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互鑒、共存的典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一、古代絲綢之路開創性地打通東西方大通道，首次構建起世界交通線路大網路。

古代絲綢之路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堪稱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跡。大大小小、難以勝數的中外交通線路，構成古代絲綢之路的「血脈經絡」，構築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構了古代東西方世界相互連通的交通網路，成為亞歐大陸之間最為便捷的通道。

眾多的通道使得人暢其行、物暢其流，東西方使節、商隊、僧侶、學者、工匠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沿線國家商貿與人文交流的半徑由此被大大擴展，貿易市場半徑由此被大大拓寬。

二、古代絲綢之路極大地促進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實現了東西方商貿互通和經濟往來。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生命線，通過絲綢之路，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出到沿線國家；來自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珠寶、葯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蘿卜、胡瓜等各類農作物絡繹不絕進入我國。

絲綢是沿線國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檔貨物。原產於我國的絲綢，在古代西方國家十分名貴。在古希臘購絲綢、穿絲綢成為富有和地位的象徵，甚至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亞狄像等身上都穿著透明的中國絲織長袍。

公元5世紀前後，我國茶葉通過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陸續傳入南亞、中亞、西亞，15世紀一經傳入即迅速風靡整個歐洲。茶葉貿易使沿線國家的貿易收入大幅增加，帶動了沿線經濟的繁榮及相關行業的突飛猛進，轉口貿易也隨之長足發展。

三、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科學技術的交互傳播，廣泛而又深刻地推動了沿線國家生產進步乃至社會變革。

絲綢之路是我國與沿線各國科學技術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歐洲近代工業革命之前，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以及煉鐵術等技術，通過絲綢之路相繼傳入西方，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因素。

我國古代造紙術大約從公元4世紀起傳入朝鮮和日本，公元8世紀傳入中亞、北非和歐洲。8世紀末，阿拔斯王朝先後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辦造紙廠，大馬士革一度成為歐洲用紙的主產地，造紙技術又傳到埃及、摩洛哥。隨著12世紀西班牙、法國出現造紙作坊，中國造紙術席捲義大利、德國、英國。

我國古代印刷術是沿絲綢之路西傳的又一重要技術。早在公元7世紀我國就發明雕版印刷，在吐魯番、敦煌等地發現了用於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製品。北宋時期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不久，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至13世紀，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將這一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歐洲第一家印刷廠在義大利設立，印刷技術迅速傳遍整個歐洲。

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贊中國火葯、指南針、印刷術，他說：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許寶騤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03頁）馬克思指出：火葯、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

三大發明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事實上，我國四大發明的西傳，為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重要條件。

四、古代絲綢之路助推了多樣性文化交流，是東西方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紐帶。

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絲綢之路橫跨亞歐非數十國，把中華、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臘、羅馬等各古老文明聯結了起來、交融了起來。

東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樂歌舞、天文歷算、文學語言、服裝服飾、生活習俗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民樂相互傳播、相互影響、相互借鑒，通過與當地音樂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機融合，不僅成為沿線國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標志，而且深深地鐫刻在了沿線各國各民族文學、戲曲、歌舞伴奏、民間生活等各個方面。

在唐代，琵琶從我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從我國傳入日本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品。

公元753年，六次東渡終獲成功的鑒真，在日本弘傳佛法，開創門派，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

早在公元1世紀初，儒學已傳入朝鮮，《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為朝鮮人的經典讀物。5世紀以前，儒學經朝鮮傳入日本，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學者。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動，與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相伴始終，絲綢之路在把多種文化、多種文明緊緊連接起來的同時，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絲路文化和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作出了不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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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鑒 合作共贏——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對內，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為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推進提供了契機，有助於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堪稱中國經濟升級的戰略引擎。

我國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由於起步較晚，相對落後，而中國經濟的全面振興及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中西部整體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的提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路，對推進中西部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進程、維護國家安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調整城市結構和人口布局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有利於加強與沿線各國的經貿聯系與文化交流，促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藉助經濟合作的深化，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勢必為我國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戰略支持和能源供應。

二、對外，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是加強中國與中亞、南亞，乃至中東和歐洲部分地區各國友好交流、促進區域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產物。

中國與絲路沿線各國開展的務實的、互動的區域合作，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前景廣闊。上合組織六個成員國和五個觀察員國都位於古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經濟帶有望惠及近30億人。

21世紀的高科技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不斷修建完善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網路通信等公共設施，宛如古絲綢之路上的現代商隊，使絲綢之路經濟帶最終成為共同發展的合作帶和命運共同體。

㈢ 絲綢之路的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各國的商旅、使團絡繹不絕。在這條絲路上出內土的絲織物，已不容再是單純的中國風格，而是常常採用中亞、西亞流行的花紋，如聯珠對鳥、對獅「同」字紋錦，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圖案。新疆吐魯番附近古高昌城、木頭溝、伯子伯里克等地發現的西域壁畫，反映出羅馬畫風的影響，其中還有穿著希臘式衣服的婦女形象。從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犍陀羅式、芨多式、唐式、羅馬式畫風的互相滲透。敦煌藝術寶窟中的壁畫展現給我們的正是多種文化因素結合的傑作。在新疆出土的貨幣中，不僅有薩珊波斯的銀幣，也有拜占庭的金幣。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條絲道當年是多麼的繁忙，通過這條絲道，中西文化之間的撞擊、融會的力量是多麼的強烈。

㈣ 絲綢之路旅遊開發的看法

絲綢之路旅遊產品需要深度開發西部地區是我國旅遊資源的富集地，也是21世紀我國旅遊業保持高速增長的戰略接續區。培育特色產業經濟，將西部地區旅遊資源優勢轉化為旅遊產業優勢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要形成旅遊產業優勢，實現區域旅遊業的跨越式發展，西部絲綢之路旅遊產品的深度開發是一個關鍵著力點。 絲綢之路旅遊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伊始向海外重點推介的15條黃金線路之一，也是世界旅遊組織向國際旅遊市場著力推介的世界級旅遊線路產品之一，我國旅遊業的象徵性徽標「馬踏飛燕」即源自絲路名城甘肅武威。絲綢之路蘊含著享譽世界的資源品位和厚重久遠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繼性的主題積累與線性資源區域分布的特徵，因此完全可能成為推動我國西部地區旅遊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橋梁和紐帶。 然而絲綢之路旅遊目前現狀卻不容樂觀，不僅沿線各省區旅遊業發展相對滯後，旅遊產品本身對旅遊業發展的紐帶作用也遠未發揮。有關統計數椐表明，絲綢之路旅遊沿線各省、區的客源流失比例高達40%—70%，而真正最後完成全線絲路產品的購買者不足總數的20%。 旅遊產品銷售的內在規律是「賣線不賣點」，對於中長線遊客來講，這個規律所顯現出來的作用更為突出。絲綢之路旅遊發展滯後的一個深層次原因是未能建立起圍繞產品線的區域合作機制。面對潛在的合作利益空間，卻缺少進行整體規劃與開發的行為主體。區域內沿線各省區在資源互補的背景下缺少深層次的相互合作，遊客所購買的產品是鬆散性的景點組合，而不是有機結合為整體的絲路旅遊線路產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旅遊合作的內在動力是不同行為主體對一種潛在的利益空間的追求。由於絲綢之路沿線各省區旅遊資源稟賦具有高度的互補性，區域間存在著通過合作可獲取的巨大的利益空間，由此奠定了區域合作的堅實基礎，目前缺少的是行為主體對合作前景的前瞻性的認識和實現合作目標的有效途徑。 在絲綢之路合作機制的參與主體中，應明確政府和企業的不同職能和分工。政府的作用應突出地體現在建立跨區域政府協調機制和運用政府引導企業合作行為方面。旅遊企業的作用則主要體現為在政府的規治下，自發地在成本分攤、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框架下構建與實現共同的利益空間，通過反復的「博弈—均衡」，形成一種「競爭—合作—共贏」的內在機制。通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理分工與定位，最終可以構建出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的合作框架，而區域性合作組織在合作機制中發揮組織協調作用，將政府規治和市場機制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發揮區域優勢資源整合的功能。
與「長三角」與「珠三角」等經濟與旅遊業發達的地區不同，絲綢之路旅遊沿線區域缺乏強有力的區域經濟支撐，基礎設施欠發達，同時沿線區域市場化程度不高，依託城市明顯不足。絲綢之路旅遊沿線景點眾多，也不乏世界級與國家級景點，但分散在綿延近4000公里的線路上，旅遊者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支出用於交通，因此開發絲路旅遊產品，首先要構建立體無障礙交通網路。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過程中，西部各省都加大了基礎交通設施的投資，公路、鐵路和航空三維立體交通形成了現代絲綢之路旅遊的支撐。為了進一步減少旅遊者在交通過程中的時間耗費，絲路沿線區域要加快高等級公路的網狀布局與對接，進行沿線支線機場的布點建設。目前絲綢之路旅遊者大都沿隴海鐵路集散，鐵路仍然承擔著遊客運輸的主要任務。所以要進一步完善隴海鐵路的復線建設，同時非常有必要從滿足遊客需求出發，設計推出絲綢之路星級旅遊定期專列，這需要沿線各省區旅遊和交通部門進行密切的配合和有效的合作。形象塑造是旅遊目的地佔領市場制高點的關鍵。整體形象的定位和推廣不是依靠單個地區或企業所能完成的，絲綢之路產品整體形象的樹立過程實質上表現為一種區域公共產品的生產過程，所以必然要依靠沿線各省區政府及企業聯合進行開發投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產品的生產往往會出現供給不足的現象，所以進行絲綢之路形象塑造需要建立選擇性激勵機制，對那些品牌建設和市場開發中投入較多的企業要給予相應的激勵和回報。在絲綢之路產品形象定位中應該突出個性，並且做到整體定位和分段定位相結合，整體形象應以其厚重的人文精神為基調，分段定位要突出區域特徵，構建成資源互補、相得益彰並極具市場吸引力的旅遊路線產品。 絲路旅遊產品要有明晰的市場指向。鑒於散客旅遊已經逐漸成為我國旅遊客源的主體，絲路旅遊在鞏固團隊旅遊的同時，要著力於應對散客旅遊快速增長的趨勢，加強和完善與散客旅遊相適應的設施和服務，尤其要加強旅遊信息與旅遊解說系統的開發建設，以滿足日益個性化發展的遊客需求。 綜上所述，通過建立區域合作協調機制，實現絲路旅遊產品的深度開發與共建，提高絲綢之路旅遊在國際旅遊市場上的形象和地位，有助於將絲綢之路打造成西部旅遊產品第一品牌和世界旅遊黃金路線，更有助於推動旅遊業在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㈤ 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

絲綢之路開辟了中西文化貨物交流的道路。
在這條逾7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的象徵。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徵。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於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徵。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後，被那裡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
而葡萄、核桃、胡蘿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製品。
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習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卜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㈥ 絲綢之路的意義是什麼

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是文明與友誼之路。它像一條絢麗的綵帶，從西漢時期的古都長安開始，穿過河西走廊，翻越帕米爾高原，直到地中海沿岸、印度、伊朗、伊拉克和歐洲腹地，綿綿7000千米。一路上，商旅使臣、僧人學者，絡繹不絕。沙漠之舟載著人們，把我國的絲帛綵綢，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和燦爛的文化傳到西方；同時，也把西方特有的農產品和文化藝術的瑰寶送到中原大地。從西漢時期到隋唐的1000多年時間里，這條絲綢之路成為溝通東西方的大動脈，成為我國人民同國外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絲綢之路已載入世界史冊。

開辟這條道路，打通我國同西方聯系的人就是西漢時期偉大的探險家、旅行家和外交家張騫。張騫約生於公元前175年，陝西漢中城固人。年輕時做過漢武帝近旁的侍從官。當時，北方的匈奴奴隸主屢屢派兵南侵，給人民帶來了戰亂。漢武帝決定派人出使西域去聯絡大月氏國，好共同抗擊匈奴，大月氏在匈奴的西邊，在當時的條件下，必須經過匈奴。張騫膽識過人，自願冒生命危險完成這一重大使命。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任命張騫為使臣，由一個名叫甘父的匈奴人作向導，率100多名隨員離開長安西行。過了隴西郡，渡過黃河上游，進入了祁連山匈奴人盤踞的地區。不幸，隊伍被匈奴人發現，在戰斗中，寡不敵眾，張騫和甘父被俘。在匈奴人的監視和奴役下，張騫度過了漫長的11年。公元前127年，張騫和甘父等人逃出了匈奴人之手。他們馬不停蹄，日夜兼程，連跑了幾十天，在戈壁大沙漠中忍受乾渴和炎熱的折磨，射鳥獸充飢。他們跨過一望無際的白龍堆石海，沿著天山南麓，經過樓蘭、焉耆、龜茲，到了疏勒國(今新疆喀什市一帶)。為了找到大月氏國，他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大宛國境（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在那裡，他們受到熱情款待。大宛國王派向導護送他們經康居國(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到達了大月氏。

張騫在大月氏生活了一年多，雖然未同大月氏達成共擊匈奴的協議，但是卻與大宛、康居和月氏等國建立了聯系，播下了友誼的種子。公元前127年，張騫他們動身回中原。為了繞過匈奴人的轄地，他們沒走原路。可是，在翻越祁連山時，他們又被匈奴騎兵俘虜。單於非常憤怒，對他們嚴加看管。張騫他們白天背土築城，晚上被囚禁，又苦熬了一年多。正在他幾乎絕望的時候，匈奴單於病死，他的兄弟和兒子爭奪王位，起了內訌。張騫和甘父趁亂逃脫了囚禁，回到長安。13年前出發時的100多人，如今只剩他們兩人了。

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13年來的探險經歷和西域各國情況。漢武帝封他為太中大夫，並任甘父為奉使君。公元前123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進擊匈奴，張騫隨軍出征，由於他對匈奴的地理等情況熟悉，戰爭獲得勝利。回來後，他被封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精兵5萬，與匈奴決戰，取得了勝利。這一年，漢武帝任張騫為中郎將，帶著黃金、絲綢等貴重禮品第二次出使西域。他們來到烏孫，又派了副使分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於闐等國，廣泛開展外交活動，並邀請他們派使者到長安觀光。公元前115年，張騫載譽而歸。由於他的努力，漢王朝的影響擴大了，西域的交通開辟了。從那以後，中國的漢人地區也種起了葡萄、胡桃、石榴、黃瓜、蠶豆、豌豆、大蔥、大蒜等農作物，西域的汗血馬、玻璃、寶石、瑪瑙、香料，以及樂器琵琶、中東的樂曲、印度的佛教、希臘的繪畫等也傳入中國。中國的蠶絲錦綢、煉鐵煉鋼技術、鑿井技術，以及造紙、印刷、火葯、指南針這「四大發明」都由這條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傳到西方。這條道路被稱為「絲綢之路」。它和張騫的名字，永遠為世界人民所傳誦。

㈦ 對絲綢之路旅遊開發的看法

絲綢之路凝聚了中國最傳統和古老的文化，具有很深的文化內涵，對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可以拓開中國旅遊市場。絲綢之路和長江三峽被作為中國向海外推廣的兩條黃金路線之一

㈧ 絲綢之路的開辟有什麼重要意義

「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織品以及冶鐵、鑿井、造紙等技術相繼西傳。西方的毛皮、汗血馬、石榴、葡萄等瓜果以及佛教、魔術、音樂、舞蹈、雕塑等也紛紛東來。

絲綢之路是西漢與西域交往和交流的歷史見證。絲綢之路也是西漢時期及以後，中國與西亞、歐洲各國的聯系之路。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密切了漢族與沿途的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促進了我國西北地區的開發。

(8)絲綢之路開發旅遊業的意義擴展閱讀：

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起源於西漢（前202年—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

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