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和旅遊業

⑴ 孔子思想的影響和認識

孔子的思想打破了奴隸社會「學在官府」的局面，是平民子弟也有受教育權，對推動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他的思想後來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⑵ 孔子思想的精髓是什麼

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禮」。「仁」的主張是「仁者愛人」，這一主張是要求統治階級體察民情，反對苛政。

孔子認為，要實現「愛人」，還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要求。「禮」的主張是「克己復禮」，就是說要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禮」要求，孔子追求的「禮」是西周的等級名分制度，孔子還進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張，就是校正等級秩序，達到貴賤有序。這體現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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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於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認為如缺乏孝敬之心，贍養父母也就視同於飼養犬，乃大逆不孝。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並非對父母絕對服從。

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然而孔子論孝，還講"父母在，不遠游"，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表現了其時代的局限性。孝被後世之儒定為繁瑣儀式，《禮記》中規定父母死後"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哭泣無數"以至"身病體羸"變成精神和肉體的自我摧殘。

宋明時代把孝道作為道德論中最重要的范疇之一，理學家朱熹提倡父權絕對化。孝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中，剔除宣揚封建主義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對父母的"尊"、"敬"、"養老"，將孝親與忠於民族大義相結合，主張死後薄葬節用等。

儒家思想核心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法治等德道思想『』。它對於我們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理論支援以夯實、築高輿論陣地，對於社會樹立核心價值觀以尋求長治久安良策，對於我們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國際化，對於我們建設保和太和、萬國咸寧的和諧世界都有重大意義。

⑶ 孔子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孔子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孔子思想是「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內，革故、鼎新容，文明、和諧、法治等德道思想『』。它對於我們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理論支援以夯實、築高輿論陣地，對於社會樹立核心價值觀以尋求長治久安良策，對於我們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國際化，對於我們建設保和太和、萬國咸寧的和諧世界都有重大意義。

孔子思想核心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實際上已打破了傳統的禮不下庶人的信條，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⑷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孔子的主要思想分為：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教育思想、美學思想、史學思想、旅遊觀念、人生觀念。具體內容如下：
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裡，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繫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29]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范，「仁」為最高道德准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麵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旅遊觀念
孔子一生游歷豐富。他從漫長的旅遊生涯中悟出精闢的人生哲理，並形成對旅遊的獨特見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種形式：游覽、游學、游仕。也就是說，孔子在游中問學教學，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傳道。他的旅遊行為與修學、入仕是分不開的。孔子的旅遊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遠游觀和近游觀

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戀故土，應該通過游學四方來增長見識，實現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由此可知，孔子「重遊」，反對「懷居」、「懷土」等心理和行為，甚而把貪戀安居、留戀故土作為君子與小人的分野標志。但是孔子也說：「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明確表達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遠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雙親、注重人倫思想的體現。
那麼孔子既「重遊」，又反對「遠游」、提倡「近游」，豈不是自相矛盾？實則非也。孔子的近游觀和遠游觀並不矛盾，而是對立統一的，類似於「魚和熊掌」的關系。遠游與近游，實際上反映了儒家的「忠」與「孝」、報效國家與侍奉雙親的對立統一。孔子雖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遠游，雖然主張推行孝道，但更主張「治國平天下」。到底適宜遠游還是近游，取捨標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實上，跟從孔子周遊列國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雙親健在者。孔子反對的只是無正當目的卻超出合理程度的「遠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導「山水比德觀」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聽樂觀禮，開創了中國文化旅遊的先河。據史書記載：「孔子曾西入周室，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觀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於向老聃學習樂禮。另外，孔子訪齊，曾與齊太師交流關於「樂」的見解並達到忘我的境界。《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學習、欣賞古代的禮樂文明，這其實就是現在所說的文化旅遊。
除了提倡聽樂觀禮的文化之旅，孔子還注重體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對於山水自然景觀，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為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在孔子看來，智者的聰明銳利和流動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寬厚品格與莊重沉穩的大山相通。這就是「山水比德」的審美觀、體驗觀。「比」指象徵或比擬，「德」指倫理道德或精神品質，意指在欣賞山水自然景觀時，根據其特徵類比聯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主張旅遊要健康有度，反對佚游
孔子曾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晏樂，損矣。」也就是說，以驕傲為樂，以到處遊玩、游手好閑為樂，以大小宴為樂，都是有害的快樂。可見，孔子反對游手好閑、放盪游樂、毫無節制的遊玩等佚遊行為。他認為佚游超出個人身心承受能力與社會禮制許可，佚游帶來的快樂是暫時的、局限的，而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損害。

人生觀念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2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知難而退，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⑸ 孔子思想的影響

1.孔子的教育成就：
（1）教育對象：「有教無類」，打破了貴族壟斷教育的局面。
（2）教育目標：不僅把學生培養「成人」，而且要培養成「君子」。
（3）教學方法：因材施教，注重言傳身教。
（4）教學內容：孔子晚年整理並編撰出「六經」，是我國第一套完整的教科書，「六經」在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是官學和私學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被尊稱為「萬世師表」，成為最負盛名的偉大教育家。
2.對亞洲：儒家思想成為亞洲許多國家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1）對日本：受中華文化影響最早的是日本。
①儒家的「民本」思想成為自由民權思想家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橋梁。
②儒家的「義利之辨」成為日本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道德支柱。
③儒家的「忠孝」觀念為近代日本的國家和企業服務。
④儒家的「中庸」概念用來協調日本的現代政治。
（2）對韓國：韓國受儒家影響最深。
①孔子在韓國被尊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每年都舉行盛大的「釋奠大祭」，紀念孔子誕辰。
②韓國有儒教學會、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機構，設有專門研究儒教的學科，80%的人信儒或受過儒教熏陶。
③提出「文化立國」的國策，挖誰儒教的精髓，把傳統文化融入到現代生活之中。
（3）對越南：入學在秦漢時期傳入越南。
越南儒、佛、道三教合一或三教融合的色彩比中國濃厚的多，越南人稱之為「三教同源」。
3.對歐洲： 明清，以後孔子學說被傳到西方，《論語》被譯成拉丁文、英文等，歐洲啟蒙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的啟發。

⑹ 說說孔子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兩千年來有關孔子思想的論述卷帙浩繁，這里只就若干主要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學派的形成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統治者都競相禮聘懂得《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為他們出謀劃策以至幫忙和幫閑。因此，儒家學派有了很大發展。孔子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後也都開始收徒授業，於是孔門後學也就越來越多，對孔子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也越來越有差異。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閱歷不同、造詣不同，對孔子學說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甚至各執己見、各立門戶，相互指責的情況屢見不鮮。從《論語》下述一段話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 「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倦作傳解──作者注）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②這里子游、子夏所爭論的問題，實際上是教門人弟子以「君子之道」先從何處人手的問題。子游批評子夏有末無本，或重末輕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責難，而認為哪個應該先教，哪個應該後教，必須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子夏的意見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等似較近。在《論語》等書中像這類相互指責的話還有不少，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由於儒家內部觀點不同、相互指責，逐步形成了一些打著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對立的派別。《韓非子·顯學》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便是所謂儒家八派。此外，荀子也曾經批評過「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等等。在這些儒家派別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為己任的孟軻和荀卿為代表的兩派，在一定程度上對孔子思想既有所闡述，也有所補充。發展和修正。如孟子在君民關繫上，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一「民貴君輕」思想不僅大大發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會中敢於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貴萌芽。在君臣關繫上，主張相互尊重：「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特別提出道德高於王權，王者必以大人為師的觀點， 他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他甚至認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是對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發展，十分可貴。這些言論曾引起一些專制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刪除這一類文字，甚至企圖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子游這里講的「本」主要是指仁、禮等而言。荀子在「隆禮」的基礎上既重視利，也重視義，一面強調努力耕戰以加強國家實力，一面又強調推行王道以爭取民心。他說：「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這些思想既沒有孔孟仁義禮樂的迂遠疏闊，也避免了法家嚴刑峻法的殘刻寡恩，集中兩者的優點，為地主階級建立了較為全面的禮治理論。荀子的學生李斯、韓非把他的學說運用於秦國，使秦完成統一大業；但他們片面地發展了荀子思想，提出專任法、術、勢的法家理論，導致了秦朝的速亡。為了論證自己的禮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觀，認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運動的規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無能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讓自然為人類服務。他還提出「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對抗，由性惡強調禮法的規范作用和對人進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實，孟子主張性善， 荀子主張性惡，兩人都是各執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惡這個問題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為對任何人來講，性善或性惡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惡歸根到底決定於後天環境和教育。由此可見，當時孔子儒家思想這兩大學派，其中孟子除了對孔子思想有一定補充和發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則；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則外，更多的則是對之有所補充、有所修正、有所發展。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學派的開始，而以後的分化和學派的建立陸續發生，其中包括兩次對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第二，「獨尊儒術」和對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歷史是常常以諷刺性的戲劇形式出現的。向漢武帝提出並被接受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是「為儒者宗」的今文經學派儒者董仲舒，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這位董仲舒。董仲舒對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主要表現在下面三個問題上：
1.「三綱」、「五常」是天意所決。前已指出，孔子一貫主張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維持和鞏固封建君主宗法統治的思想支柱，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同時也是封建社會不可避免的產物，但這里並沒有天命神鬼這類的話夾雜其間。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關系還保留著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這一精神則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當時人間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種關系，即君臣、父子、夫婦關系定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所謂「三綱」，這完全是一方絕對順從另一方的主奴關系。為了證明「三綱」是不可動搖的天經地義，董仲舒又請出天來助長聲勢，他說：「王道之三綱， 可求於天。」這樣，董仲舒就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三綱」是天意所定， 不允許人作任何改變，用天意把這三種關系納入極端封建專制的框子里去了。在這「三綱」中，君臣關系又是處於主導地位的綱，他明目張膽地說： 「《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②並以天的名義宣布「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即君王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君臣的關系是如此，父子、夫婦關系也類此。這種陰森森的「三綱」 關系不是對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關系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
義婦聽的父子、夫婦和順關系的歪曲和篡改嗎！董仲舒生於孔子死後三百餘年，這期間科學文化和社會經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他對自然、對天的了解理應比孔子要多些，理應比孔子思想有所前進，但實際上卻比孔子還大大倒退了。例如對於「天」，孔子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很少談天，而董仲舒則大談其「天人感應「，並且認為「三綱」乃天意所決。這難道不是董仲舒異想天開、隨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強不知以為知地妄談「天」嗎！ 董仲舒的所謂「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前四個仁、義、禮、智原是孟子所講的四德，董仲舒為了符合神秘的五行之說，加上一個信。其實，如前所說，仁、義、禮、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學中的部分德目， 孔子完全是從現實的人世社會實際出發，把它們作為「修己安人」和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准則而提出、而闡明、而宣揚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裡就變了樣。例如，所謂「五常」中的仁和義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認為仁和義作為倫理德目是人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而是天的產物、「天人感應」的產物。他的原話是：「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 董仲舒認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 延及群生也。」這里明明講的是現實的人世問的問題，卻偏要把它們蒙在一層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
「王權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會常常和迷信連在一起， 而迷信又常和愚昧連在一起，但利用愚昧進行迷信行為的人，卻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頗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編造出來的「王權神授」的奇談怪論，就是屬於這一類。董仲舒把所謂「天」打扮成為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的、主宰人間萬事萬物特別是人的禍福的、至高無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謂「天人合一」的論調，把天和人連結起來，說：人之為人本於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夏秋冬之類也。①請看，天不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 了，而人的所有形體、血氣、德行、好惡、喜怒都是天賦與的；甚至人的喜怒哀樂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連，這種牽強附會的論調和孔子思想有什麼共同點呢？可是，董仲舒雖然能夠編造「天人合一」的把戲，但畢竟無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間的事，他還是必須叫人管人。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的作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為了神化王權，只好說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 並說「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又說「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受命於天子「。於是，他以為這樣就可以自圓其說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於天來管理人間事的，這樣「天」不是通過所謂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間結合起來了嗎？這不就是董仲舒所謂的「天人合一」嗎？ 實質上，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無上權威，又通過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來統治人、剝削人、壓迫人，同時又使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人相信這是天命嗎？這不就可以欺騙、迷惑一些人特別是愚昧無知的人俯首貼耳、甘心情願無條件地服從「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嗎？他甚至還用測字先生的方法來解釋「王「字，說：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不僅如此，他還一本正經、道貌岸然地代天說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兒子（天子）要成為聖主，不要成為亡國之君，因而說：《春秋》之中，視前 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來的「天」對他的兒子，即人間的帝王天子，可謂寵愛備至，並以災害、怪異等勸告之，以保其專制獨裁的王位代代相傳，董仲舒熱衷於援引孔子的話以顯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子不語怪、力、亂、神」。董仲舒對此不知作何感想？
3.「天下變，道亦不變」和「三正」、「三統」是天志所立。評價古人有兩個標准，一個標準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學術上有所前進還是後退；第二個標準是用現代標准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學術中有哪些還有用處。因為研究古人對現代毫無用處，這還有什麼意義呢？最多隻能當作古董；古董也有用處，但那是另外一種用處。根據以上兩個標准來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變，道亦不變」和「三正」、「三統」的問題就明其真相了。什麼叫「天不變，道亦不變」？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釋：道之太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①董仲舒這里講的道，用現代的語言講，就是指包括政治、倫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內的社會上層建築。這本來都是在人類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可是，董仲舒卻避開現實問題，利用他的「天人感應」的論調，把這個所謂大道歸之於「天」志所立（「原出於天」），這就把事實完全顛倒了。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顛倒呢？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無非是兩個，一是明確人間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 二是人間的封建貴族專制統治是永恆不變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變。把董仲舒這段話和在他三百餘年前孔子的一段話對照一下，問題就清楚了。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段話的缺點前已評析，這里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加以引用。它明確指出，人間的禮義、人倫等「大道」 都是人在損益中發展的。孔子又說「人能弘道」，就是說，大道之弘揚在人，而他並沒說在天。由此可見，用第一個標准來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麼遠！至於用第二十標准來看，那就更清楚了。根據現代科學的論證，整個宇宙包括天在年的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說它不變，在現代科學面前，實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為古董和反面教員外還有什麼意義呢！至於董仲舒編造出來為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論調服務的所謂「三正」、「三統」，既無學術價值，又無實際意義。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紹，乃用以見董仲舒編造這番怪論的用心、何況歷史上被其迷惑者也並非無人。所謂「三正」、「三統」，是董仲舒根據傳說夏、商、周三代曾使用不同歷法而牽強附會地編造出來的。夏、商、周三代分別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個即子、丑、寅三十月（分別為現代衣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正月歲首），夏代以寅月為歲首，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為歲首，這就叫建丑；周代以子月為歲首，這就叫建子；合稱為「三正」。董仲舒認為， 由於子月「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這就叫「赤統」；丑月「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殷「尚白」， 這就叫「白統」；寅月「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因此夏「尚黑」，這就叫「黑統」；合稱「三統『。他說這「三正」、「三統」是王朝興廢改制的標志，是不斷周而復始地循環著。在董仲舒的眼裡，歷史就是在「三而復」的循環下永遠踏步不前，王朝的興廢也僅僅是「改正朔」（「三正」不斷循環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種顏色即「三統」循環採用），而「若夫大綱，人倫道德、政治教化、習俗文義（這些正是表現封建專制社會本質的東西──作者），盡如故」④。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說：「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換代時，封建社會的本質不能變動，封建專制君王的至上權威不能變動，所能改動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這就是董仲舒奇談怪論的實質。中國封建社會延長如此之久，進步因素伸張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響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⑺ 孔子的主要思想

思想品格
孔子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個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知識份子。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份子。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則。

⑻ 儒家思想對中國旅遊文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佔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只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士歷經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裡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網路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⑼ 孔子的思想

因為當時諸侯復爭霸，仁制義思想不被推崇，不適合爭霸需要，而法家思想正好適合大一統需要 ，各諸侯國紛紛採用法家思想進行變法 。仁的思想不被採用是時代的問題，當時法家的思想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如果說沒有採納孔子的思想是失敗，那隻能說是時代的失敗

⑽ 孔子的思想主張

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禮」。

「仁」的主張是「仁者愛人」,這一主張是要求統治階級體察民情,反對苛政。「禮」的主張是「克己復禮」,就是說要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禮」要求。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則。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10)孔子思想和旅遊業擴展閱讀：

孔子經歷

孔子的祖上是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的貴族，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 周初三監之亂後，為了安撫商朝的貴族及後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之兄微子啟於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啟死後，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

六世祖得孔氏，是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曾為大司馬，封地位於宋國栗邑，後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定居，其官職為陬邑大夫。

叔梁紇的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兒子，小妾為他生了長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請求納顏氏女兒為妾。

顏氏有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顏徵在願嫁叔梁紇。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兩人為婚於禮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並且懷孕，故謂之「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