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文化旅遊中職

Ⅰ 晉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內容

晉商文化主要可分為三種精神。

1、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2、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

3、進取精神

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

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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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盡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Ⅱ 論述晉商文化的核心內容及其當代啟示

核心內容：晉商誠信文化，
當代啟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企業現代管理制度的建立

Ⅲ 淺談如何提高中職《旅遊文化》的教學效果

在我的教學工作中，作為一名教師，我總認為要做個有心人，讓數學真正成為專學生願學、樂學的屬學科，只有這樣，才能為學生提供充裕的探索、實踐的空間和時間，才能調動大多數同學的學習積極性；才能大面積提高小學數學教學質量和學生綜合素質。

Ⅳ 關於晉商文化

晉商簡介——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型大小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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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佔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葯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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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庄，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佔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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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摺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佔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捨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乾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摘自《山西，可愛的家鄉》，新華出版社，1990

Ⅳ 關於晉商文化的資料

晉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簡稱為「晉」。晉商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票號。「票號」是當時商人通商的一種方式，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說法。
晉商文化，山西晉中地區歷史上以物阜天成、人傑地靈而著稱，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馳騁華夏的晉商令國人矚目，以平遙、太谷、祁縣為代表的商貿金融前驅，舉商貿大業，奪金融之聲，票號匯天下，稱雄數百年，創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晉商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在中國商界稱雄達500年之久。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山西晉商有著官商的特點，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時期、那一地區得以發展起來的。山西離北京地理位置很近，當時進關出關都很方便，茶、私、鹽、糧有著得天獨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當時在山西得以實現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點，就算再有錢、再驚天動地，他們也是這塊泥土地上的人，他們誠信待人，有很多純朴的特色。《喬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再有錢他們也很土，很摳門，很簡朴。他們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處理經商的關系、家族內外部的關系。
晉商文化有許多值得表現的地方。晉商成功的根本在於儒商精神。當時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晉商，有著很進步的經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誠信」二字，這可能也是現在社會上比較缺失的一種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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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晉商文化

晉商始於宋代，稱雄於明清，衰落於20世紀初。考察其數百年的發展圖景，晉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到商業經營，在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商業文化和經營理念。誠實守信、義利並舉就是其中最為本質的兩個內容，它們支撐著山西商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業績，並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誠實守信：為商做人之本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誠」這一哲學范疇是儒家經典《中庸》提出來的：「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誠」的意思就是真心實意、真實不欺。戰國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講「誠」，孟子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荀子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荀子·不苟》）。誠的理論至宋代周敦頤而有大的總結，周敦頤說：「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通書》）。這就是說，誠是仁義禮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礎，不誠則一切德行皆屬虛而無其實。

「信」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它的含義主要是指誠實可靠，守信用。作為人所應有的優秀品質和做人的倫理規范原則，「信」在儒學精神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孟子開始信成為人倫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漢代董仲舒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宋代朱熹認為：「信便是真個有仁義禮智，不是假」（《朱子語類》）。信是以誠為基礎的，是對道德原則信念的堅持以及執行時的不做假。

晉商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他是將做人的道理應用於買賣生意上，特別是將「誠實守信」的觀念融入商業活動中，以誠實為本，堅持質量第一，維護自己的信譽，不弄虛作假。是先做人，後經商。以信用為上，取信於人，寧願賠錢也不做玷污招牌的買賣。祁縣喬氏在包頭的復盛油房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職工為圖私利，在油中摻假，被掌櫃察覺，立即另行換裝，雖然經濟受損，但是從此信譽昭著，近悅遠來。

晉商在進行商業活動時，誠實（守信）的表現還有重信守約、有諾必踐。經商過程中，商號之間資金經常相互「拆借」，叫做「相與」，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借貸款項。他們對待「相與」極其慎重，經過了解，認為對方重信守約，才與之銀錢來往。既經來往，就是對方中途發生變故，明知無利可圖，也不中途絕交。萬一對方倒閉，成了呆賬，也就聽之任之，當作教訓，其指導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為商家之命。

晉商以誠實守信為商業精神，以雄厚資本為物質基礎，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商業輝煌。票號是山西商業中極為獨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業，一紙匯票千里傳，萬兩銀子立刻取。在當時復雜多變的環境下，沒有一種內在的商業精神的支撐，很難達到這樣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說晉商是以誠實守信為根本的思想原則，並將其貫穿整個商業活動的始終。

義利並重：經商致富之道

「義利」之辨是討論倫理道德原則與物質利益之間關系的問題，是儒家思想重要爭論之一。義主要是指思想、行為所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利是指功利，物質利益。

晉商興起於明清之際，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封建的生產關系體系已有了裂痕，出現了許多反映商人階級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顏元。他吸收先秦墨家「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義利統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義利兼有，以義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命題，他認為義與利是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滲透，謀利計功是正義明道的目的，也是正義明道的動力，正義明道是謀利計功的手段。這就是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思想。

受當時先進的商業思想的影響，晉商挾信義而經商，不畏艱難，輾轉千里，輸萬貨以為人，贏百利而利己，逐漸形成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商業價值觀。

商業經營活動中的義，在擔負社會責任感的同時，應該還包含了三層含義：先進的經營機制、優良的企業素質、靈活的經營方針。

一、晉商建立了具有強大動力、很強的平衡約束力的商業經營機制，把權、責、利三者很好地結合起來。財東一般不直接參與商號的經營管理，而是選用自己信賴，又熟悉業務、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本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放手讓其經營。為了避免各商號造成脫節，晉商通常運用大號管小號，總號統支號的方法，層層節制使整個管理系統有條不紊。各個商號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約，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縱向管理，橫向聯系」的制衡式的經營管理模式。

二、提高商號素質，增強內在活力。晉商號的機構精幹，在人員設置上的原則是：「因事設人」。一般從業人員在10人左右，精乾的機構設置提高了商號的辦事效率，減少了人員重疊造成的拖泥帶水。晉商對於人員的素質要求非常嚴格，狠抓業務，讓自己的職員練到嘴穩手勤。在職業道德方面，要求人員重信譽，貴忠誠，鄙利己，喜辛苦，戒奢華。制定出許多規定，如果違反開除出號，永不續用。晉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業形象，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三、把握信息，預測行情，審時度勢，經營方式非常靈活，多變。晉商從商業競爭中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櫃必須及時捕捉商機，制定經營決策，做到出奇制勝。晉商在競爭中知於前，行於先，在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商業價值觀，服務民生，富足家業，在商界縱橫500餘年。

Ⅷ 誰有關於晉商大院文化的資料啊..詳細點的...很急啊...追加100分!!!!!

晉商大院
曾經創造過輝煌商業成就的明清晉商早已離我們遠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著述的不斷問世，才使得今天的山西人了解到先輩的業績，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通俗淺顯地將晉商介紹給了全國的讀者。如今，山西晉中被一些業內人士稱為晉商文化旅遊區，因為那裡是晉商的起源地，更重要的是，當地集中著五座深邃富麗的晉商大院。這幾處晉商大院不僅將民居建築文化發揮到極致，體現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華，同時，它也是晉商五百年興衰史的見證，大院里一磚一瓦、每個細節局部都有晉商文化交織其中。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城的何家大院、陽泉官溝張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後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並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於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氵光）村的曹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

喬家大院早在1985年就闢建為民俗博物館，是最早修復開放的一座晉商大院，更因為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而蜚聲海內外，幾乎成為晉商大院的代名詞，甚至連許多從未到過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宮，民宅看喬家。」專家們稱：喬家大院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盪口外的小伙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喬家大院歷經三次大規模興建、擴建始成今日格局，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六十餘年。喬家大院佔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為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共313間房屋，整個大院的布局為雙喜字造型，又稱在中堂。

喬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磚牆封閉。大院內，以一條80米長的甬道分隔，甬道盡頭是喬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個大院，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

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是在民國十年，由喬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並改建了西北院。喬映霞為喬致庸長孫，人稱成義財主。喬映霞思想進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視劇和傳統思維的影響，人們往往以為這座古樸宅院里的少爺小姐們身穿著傳統綉衣玩著古老的游戲，而事實上，到喬映霞掌家的時候，喬家子弟們已經穿著西式服裝打開網球了。正因為如此，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體現出「中學為休，西學為用」的色彩。新院的風格不變，但窗戶全部換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裝飾，屋檐下的真金彩繪，也在原來的「麻姑獻壽」、「滿床笏」等傳統創作內容中，加入了鐵道、火車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風格裝修了客廳，增設了浴室和西式廁所。

日本侵略軍佔領祁縣後，喬氏家族遠走避難，喬家大院則通過與教會的關系，掛上義大利國旗躲過了日軍的侵擾。解放後，喬家大院先後被機關、部隊、學校佔用。文革期間，一些革命幹部曾經准備「拆院建校」，並且拆掉了幾間過廳和廂房，所幸沒有造成更大的破壞。1986年，喬家大院辟為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內，除了明清傢俱外，還收藏著「犀牛望月鏡」、「九龍宮燈」、「萬人球」等喬家珍品。此外，有四塊牌匾頗為引人注目，它們是李鴻章親自書寫的「仁周義溥」、山西巡撫丁寶銓受慈禧太後面諭贈送的「福種琅環」、民國十六年祁縣昌源河東三十六村送給喬映奎的「身備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書的「丹楓閣」匾額。

1990年，張藝謀籌拍《大紅燈籠籠高高掛》時，為尋找一處合適的外景地而跑遍大江南北，其中包括四川劉文彩庄園、閻錫山故居等，均不如意，在朋友的推薦下，他來到了喬家大院，才發現這里與劇情珠聯璧合，說不清劇本為大院而寫，還是大院為電影而建。與劇情不同的是，喬氏家族的門風極為嚴謹，嚴令禁止納妾、賭博、酗酒，為此，劇組在開拍前，專門舉行儀式，焚香祈求拍攝順利。電影拍攝完畢後，劇組留下了數百個紅燈籠，懸掛紅燈籠，從此成為喬家大院以及其它晉商大院最重要的裝飾。而事實上，山西民間傳統上並不懸掛劇組製作的長型燈籠，而是懸掛圓型燈籠。如今，喬家大院還專門開辟出一個陳列室，展示該片劇照和部分道具。

前一段時間看到報紙介紹，才知道章子怡的母親也是喬氏家族的外孫女，章子怡前往台灣期間，還曾與喬家在台後人認親。

祁縣是山西為數不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明清之際更是經濟繁榮，富商雲集。祁縣古城以其嚴謹、周密的布局設計而聞名，以十字口為中心，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垂直交叉，28條街巷與之縱橫貫通，無數富麗恢宏的民居散布期間，僅列入開發規劃的就有四大院、八中院、十六小院。渠家大院，就坐落在祁縣東大街33號。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沖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佔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目前開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為田喜財主渠源潮的住宅，佔地面積五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三千餘平方米。

渠家大院為全國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內分8個大院、19個小院、240間房屋，大院內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戲台與戲園。渠家大院目前被開辟為晉商文化博物館，以七大系列28個展室向遊客系統全面的介紹了晉商的發展與衰落歷史。

Ⅸ 誰可以給我晉商文化游景點的導游詞

山西省晉商文化博物館坐落在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祁縣古城內的渠家大院，是一專所以晉商文化為主要陳列內容屬的縣級博物館，是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首家研究晉商文化的博物館。

渠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距今已有300年的歷史，它當年的主人在縣城內建有40個院落，人稱「渠半城」，整個建築總面積為23628平方米，現已開發出5317平方米，是當時「渠半城」的五分之一。

渠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為全國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內分3個大院，19個小院，房屋240間。明樓院、統樓院、欄桿院、戲台院巧妙組合，錯落有致。懸山頂、歇山頂、卷棚頂、硬山頂形式各異，主次分明。牌樓巍峨壯觀，眺閣玲瓏精緻，院院之間有過廳，牌樓相隔，層次分明，活潑有趣。屋內屋外彩繪華麗，堆金瀝粉。木、石、磚雕俯仰可見，題材廣泛，寓意祥和，刀法精良。我國著名考古專家鄭孝燮先生由衷地贊嘆，渠家大院的每一個建築構件都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是當之無愧的民居瑰寶。